马于农耕，名列“六畜”，替人劳作，亦供坐骑。马性刚烈，驰骋征战。老马识途，为人引路。古人喜马，《诗经》中就有21首诗中含有“马”。

　　马自古就是奋发威猛的象征。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和大宛汗血马后，非常兴奋，挥笔写下了两首气势浩荡的《天马歌》。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追念征战四方的战马，刻写了“昭陵六骏”。“六骏”工笔线描的技法影响深远，深深影响了后世画坛。

　　在文学作品中，宝马往往配英雄。《三国演义》中，以义勇著称的关羽，骑的是千里赤兔马；勇冠三军的张飞，骑的是乌龙踏雪马；单身救主的赵云，骑的是照夜玉狮子。

　　 马画盛于汉代，我们可以从汉画像石、画像砖、铜塑、石雕、壁画、漆画等文物中，窥见汉代马画盛况之一斑。及至魏晋南北朝，有不少名家画马，如晋之史道硕、戴逵，南朝宋之陆探微，南朝齐之毛惠远，北朝的杨子华。到了唐朝，爱马蔚为风气，画马高手如林，曹霸、韩干二公就像唐诗中的李杜一样。他们都是画马高手。杜甫赞扬曹霸画马是“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苏轼赞扬韩干画马，专门写了一篇《韩干画马赞》，说他画的马像“贤大夫”“贵公子”，高超脱俗，昂首傲世，闲适自得，自成一格。

　　古今马画，布局各异，形态有别。画面布局有独骏画、二马图、三骏图、四骏图、五马图、十骏图和百骏图等。马之形态，或动或静，或卧或立，或驰骋原野，或饮水溪边，或翻滚嬉戏，或仰天呼啸。画马不只讲究形似，更讲究马画的“象外之象”“画外之音”，有所寄托，有所寓意。

　　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鼎盛期。“白描大师”李公麟就是北宋的大画家，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他的代表作《五马图》受到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人书画家的推崇，对中国马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面是五名从西域而来的奚官，各牵引一匹名马，向大宋朝廷进贡。画法很别致，五匹鞍马都是用线条勾勒的，马体用莼菜条勾勒， 蓬松散乱的马毛用“高古游丝”工描，加之着色淡墨晕染，晕处色块显出了结构性，染处色斑体现了层次性，线条与敷色的巧妙结合，使马栩栩如生。李公麟的这种技法被称为“白描”，后世称他是“白描第一人”。《五马图》因开白描之先河，给后人提供了鞍马画的范本，被后人称为“宋画第一”。白描技法传承至今，成为当今中国画学习者的必修科目。

　　元代虽不足百年，但是文人画依然有所发展，画史往往宋元并举。但元有别于宋，画家的地位低下，内心抑郁，常常托马言志，借画喻情，画马“非以遣兴，即以写愁而寄恨”。现藏于故宫的元画《二马图》就是一例。此画作者任仁发是元代书画家，他书学李邕，画学李公麟。他用隐喻的手法画了一肥一瘦两匹马，两相对比，寓意深刻。左边一匹马骨瘦如柴，低着头，步履蹒跚，疲惫不堪；右边一匹马膘肥体壮，昂首挺胸，神采奕奕，轻快前行，洋洋得意。作者在画的题跋中感叹“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他将画中的肥马比喻成为贪官，吸食民脂民膏，故而肥壮；将画中的瘦马比喻为廉明勤政的清官，因忙于政务而累得皮毛剥落，骨瘦如柴。作者为元代终生不得志的士大夫鸣不平，借以表达自己刚正不阿的心态。此类以画喻人的画风，在宋元乃至明清的画中是屡见不鲜的。

　　近代以降，出了一位马画的集大成者徐悲鸿。他学贯中西，集世界绘画艺术之精粹，大胆探索中西合璧的画马艺术。早在1925年，康有为就这样评价他的马画：“精神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马画最大特点是物我合一，以马写我。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学画，年未弱冠就挑起了养活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只身去上海复旦大学半工半读，每天仅以一个糍饭团充饥。为了寻求画技的突破，他怀揣改革画学的使命，背负辞旧求新的担当，远去法国留学。崇高的追求涵养了他的爱国情怀；生活的磨难，砥砺了他的刻苦精神。他笔下之马大都是自由驰骋的野马，其实是他自我人生的写照。他以哀伤孤寂之马，抒写凝望前路、孤独寂寞之我；以远眺前程之马，抒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我；以奔腾不息之马，抒写精神抖擞、豪气勃发之我。

　　1941年，46岁的徐悲鸿画了一幅《奔马图》，时值抗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徐悲鸿忧愤挥笔，以一匹扬鬃奋蹄、一往直前、腾空狂飞之马，表达忧心如焚之情。他把中国的笔墨写意与西方的据实造型结合起来；他把国画的写意渲染与书法的用笔流畅结合起来。一扫“荒寒野逸”画马旧习，顿开雄奇刚劲凌厉之审美新风。他以他的刚劲画风振作国民精神。可以说，徐悲鸿马画是中国马画的里程碑。他的马画理论与实践，大大拓宽了中国马画，乃至世界马画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