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视野里，战争，似乎一直是暴力主凶的代名词。要么“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要么“血流漂杵，白骨累累”，对战争破坏性近乎无限地夸大，催生出两千年的重文抑武，不仅使尚武精神日渐式微，更导致了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的茫然陌生。2003年，当美国试图在战争初期一击斩首萨达姆时，很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战争，还可以这样打么？

     然而，这种“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作战方式，老美根本算不上首创——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一位中国将领在战场上快剑如风地运用实践，并且一举成功，使大汉王朝威震西陲。这个名气并不算大的小人物，就是中国军事史上少有的仅凭一战成名的一代名将——陈汤。

    斩使生是非

    西汉的前半期几乎是在狼烟四起、连绵不绝的铁血战火中一路冲杀过来的。到汉元帝即位（公元前49年）时，刘家祖辈们已经差不多把能打的仗全都打完了，卫青、霍去病、赵充国等将星璀璨、驰骋疆场的时代逐渐远去。“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汉家“王霸道杂用”的大政方针不再吃香，儒家学说中津津乐道的治国主张，如减刑宽政、不与民争利等宽松政策开始实行。

    在内无叛乱、外无边患的一片四海升平中，突然响起一声惊雷：大汉朝廷派到西域护送匈奴质子驹于利的卫司马谷吉等人完成任务后，被质子的父亲郅支单于给杀了！消息一出，震动朝野！郅支不是说也要内附降汉么？怎敢杀我大汉王朝的大臣？

    缘由，还得从匈奴那边说起。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在历经汉军屡次重创后元气大伤，内外交困，流年不利。公元前60年又爆发了“五单于相攻”，冒顿单于的后代子孙们相互攻击，打得不可开交，“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汉书·宣帝纪》）”。六年后，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强大战，两败俱伤。双方为了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向曾经是死敌的汉朝遣使朝献，甚至“遣子入侍汉廷”作人质，以图获得汉朝支持。对于这两个先后输诚的匈奴单于，汉朝在采取“均待之优厚”的同时，也玩起了平衡策略。被郅支单于打败的呼韩邪求援心切，先后两次单身入汉朝朝觐，汉廷对他不但赏赐颇丰，而且还派兵护返、协助诛伐不服者。史称之为:“南匈奴附汉。”

    在呼韩邪降汉的同时，死对头郅支以为其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趁机出兵吞并了呼韩邪的地盘。在得知汉朝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大漠收复失地后，郅支恼羞成怒，“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遂“困辱汉使”，并向西域进兵，击败乌孙，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个小国，建都坚昆（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割据一方。尽管如此，他“自度兵力不能敌”，对汉朝仍不敢公然分庭抗礼，公元前44年又派出使者到汉廷进贡，也称“愿为内附”，同时要求遣还质子。

    在这个问题上，汉廷还是比较慎重的。虽然皇帝作出了派卫司马谷吉护送郅支质子回国的决定，但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认为郅支不是真心归附，将人质送出塞外即可。当事人谷吉却认为，仅送出塞外，明摆着表明不再交好，可能“弃前恩、立后怨”，给对方不归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单于王廷，看他内附不内附。凭着我们汉朝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郅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汉使不利，也必然因为得罪汉朝而不敢接近边塞。以我一个使臣的牺牲，换边境数年安宁，值！最终汉元帝表示同意。不幸的是，谷吉一语成谶。千里迢迢把郅支的儿子护送回去，郅支竟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把谷吉等人杀了泄 愤。

    两国相争尚且不斩来使，一个口口声声准备附汉的匈奴小单于，竟然出尔反尔，杀了大汉专使，这是典型的外交挑衅外加赤裸裸的敌意行为——郅支单于对于大汉王朝的敌意显露无遗。他也知道自己这次把汉朝得罪完了，极有可能遭到报复；老对手呼韩邪在汉朝扶植下也实力日渐增强。如果继续待在坚昆，恐怕有被汉匈两军合击的危险。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

    逃到哪里去呢？离汉朝越远越好。公元前44年，恰逢西边的康居（西域国名，今新疆北境至俄领中亚）前来求援，欲联合北匈奴击乌孙（西域国名，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借此良机，郅支单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居住。担心汉朝追兵的他一路奔逃，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到目的地仅余3000余人，实力大损。但一到康居、远离汉境后，郅支单于马上又精神抖擞起来，他凶悍好战，曾数击乌孙，甚至深入其都赤谷城下，杀掠人口、驱抢畜产，一时横行西域。汉朝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臣谷吉等人的尸体，他不但不给，还调戏般地说:“这里住得很不好，正打算投奔你们大汉王朝，我正准备再次把儿子派过去作人质呢。”

    之所以敢如此叫板，是因为郅支单于有两大法宝护身：第一是地理上的距离优势，康居同汉朝远隔万里，地理迥异，并且是以众多部下冻死于路上的代价熬换的，汉朝不一定有这个远征西域的勇气；第二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高速机动性，像匈奴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畜牧业为主，每天骑马放牧，骑技娴熟，在战斗中勇敢向前，如利箭一样迅猛攻击，进攻失利时则急速撤退，来去如风，飘忽无定，其机动优势远非中原农耕文明下的西汉将士可比。用著名汉臣晁错的话形容就是“（匈奴）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不能相比）也”。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然机动性几乎成了悬在中原王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辽、金。汉匈战争千载以后，一个名叫蒙古的北方游牧民族再度崛起，他们从漠北草原呼啸而出，占尽了中国全境不说，其兵锋还向西、向北，一路“兵甲辉天，远望烟火，连营万里”，西征花剌子模，荡平俄罗斯，一口气横扫欧亚大陆，直至饮马欧洲多瑙河，把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发挥到极致。

    北匈奴凭借天然的机动性优势，等到远方大汉的大军完成动员、进入西域时，郅支虽无胜算，但估计也早跑得没影了。所以，在郅支单于心中，康居与汉廷天各一方，你汉朝在军事上无法对我构成实质威胁，为什么要怕你？派使臣来和谈——笑话！从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拿回来？应当承认，郅支单于的小算盘打得的确不错，但他忽视了一点：曾经将星云集的大汉王朝，难道就再也出不了一位名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