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中医药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传统，从神农、扁鹊的传说，到后来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神医的事迹，还有至今仍为医学界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医药著作，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但在对刘忠信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却得知中医药在介入艾滋病防治领域时，遇到了一些阻碍和挑战，引起了很多争论。为此记者采访了一些医药界人士，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中医药在抗艾滋病药品研制过程中面临诸多尴尬。 

　　整体行业不景气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容忽视，而作为国际上占绝对优势的西医，其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优势。我国政府曾经明确提出“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宪法》。然而近年来，看重西医轻视中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中医药行业的不景气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透露的资料表明，自1996年开始，我国中药出口总体上逐年下降的趋势相当明显，由国外生产的洋中药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内中医药市场。而在国内，中医药在多数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日俱下，以前备受青睐的名老中医越来越受到冷落，中医后继乏人的情况十分突出，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以前门庭若市的中医院渐趋冷清，不少已经倒闭，部分生存下来的中医院，也改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一些中医大夫为了生计，改学西医的看病方法，见到病人就开化验单，望闻问切被丢在一边；中医院校的教育也严重西医化，注重西医理论学习，忽视中医理论训练，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甚至连《黄帝内经》都不研读，而中医院校的生源也越来越成问题；以前生产中药制品的药厂改为生产西药，有的为了提高药效，在中草药里加入西药的成分，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路子；而在中药新药的审批中，很多时候也按照西药的标准去衡量。在“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上一些专家指出，中医药在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又一次站在了改变命运的十字路口上。 

　　与中医药行业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药在国内取得了绝对优势。不仅大多数人的健康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原本花一二十元钱吃几副中药就可以解决的头痛脑热病，非得要去医院化验、吊针，花上数百元钱；就连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也以西医为标准。 

　　 事实上，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在很多时候，两者无法兼容。然而《职业医师法》规定，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且考试内容多为西医知识，这导致一些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证。 

　　刘忠信等人告诉记者，整体行业的不景气首先就使中医药进入艾滋病防治时显得底气不足。 

　　民间研发“抗艾”中药受到限制 

　　中医在防治艾滋病上首先遇到的阻碍是一些基于西药特点的有关规定。《药品管理法》、《中医药管理条例》等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加以制裁。可是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属于自制药，同样，很多由名老中医研究出来“抗艾”药也是自制药，这种规定给中医药进行艾滋病防治带来了一定的限制。 

　　与目前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的普遍观点相一致，在研究艾滋病防治的实践中多有只重视西医、忽视甚至否定中医疗效的观点。 

　　刘忠信告诉记者，我国一位负责坦桑尼亚艾滋病中医药治疗的专家曾公开宣布，他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提高免疫力方面效果明显，但在抗病毒方面作用有限。这位专家的观点在目前中医药防治艾滋病领域带有典型性，遭到了一些民间中医的反对。深圳的一名中医药工作者刘志明的观点就与这种提法针锋相对，他说：“这是你们这些洋中医的结论，我们这些土中医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医药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同时可以有效地抑制病毒……中医之所以被人家瞧不起，与你们这些洋中医有很大关系。” 

　　很多中医指出，中医药在提高艾滋病人的免疫功能、改善症状体征、稳定和控制病情、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毒副作用小、价格便宜，很多地方胜过西医。而中医与西医在治疗艾滋病上的主要分歧则是：西医以杀死艾滋病病毒为出发点施治，而中医则抛开病毒从整体上施治；西医认为HIV抗体转阴是不可能的，而中医却不排除HIV抗体转阴的可能性。这本是两种医学体系对待同一种疾病的不同理论观点，在人类没有最后攻克艾滋病之前，孰是孰非很难下定论。但是由于西医在医学界的绝对优势，很多医学工作者在对待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方面的效果时都是慎之又慎，甚至缄口不言。 

　　另外，有些中医药工作者也提出，目前民间“抗艾”中医药在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新药生产批准文号之前，还必须接受毒理、药理研究和四期临床检查，在漫长的检查和审批过程中，无疑会耽搁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 

　　对于研发“抗艾”中药过程中遇到的阻碍，许多民间中医显得痛心疾首。 

　　并非孤军奋战 

　　继刘忠信为河南部分艾滋病患者提供中医药的免费治疗后不久，河南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冯世鹏说道：“将来能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只有中医药，因为在上蔡县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希望。” 

　　把中医药说成是治疗艾滋病的唯一手段也许有些夸张，但冯世鹏的话却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医药在治疗艾滋病上的效果已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刘忠信”式的中医药工作者投身到开发“抗艾”中药的行动中来。 

　　北京催月梨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彤表示，中医药攻克艾滋病应该走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说：“健康的标准不是你带有多少病毒，而是健康的生存。我们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显著效果与西医认不认没有太大关系，应该把中医药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铁杆儿中医身上。”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王文奎曾经在周口郸城做过3个月的临床治疗，发现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很有效果。还有很多民间中医自己免费研究“抗艾”中药，并为一些患者免费治疗。据悉，仅刘忠信目前就资助了好几个自主研发“抗艾”中药的个人和机构。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效果也逐渐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 

　　2004年2月的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强调“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并针对以往用审评西药的标准来审评中药新药的做法，首次提出“在中药、民族药的新药审批中，要制定区别于审批西药的标准”。随后，中医药防治艾滋病被纳入国家整体防治规划，从当年起连续三年拨专款，确定河南、湖北、安徽、河北和广东五省部分县区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基地，并为病人进行免费医治。当年8月，这项工程正式启动。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着手制订治疗方案，培训医务人员，落实基地建设；计划在三年内研制出二至三个治疗艾滋病中药新药；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方案；争取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培养出一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专家，并推动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全面铺开。 

　　国家已经对民间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和支持，但是，刘忠信等人深深地感受到，由于现有体制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医药固有的偏见，中医药一时还难以突破原有的枷锁和困局，致力于艾滋病中医药防治的民间机构和民间人士，还需要面临诸多的困难、付出艰辛的努力、经受更多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