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小镇被安置到省城一个文化单位专业写作，在其中的戏剧研究所，知道了李渔。

　　李渔最早的名号让我印象深刻，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仿佛是对他人生的预言。

　　在略带夸张的记叙中，李渔简直有些奇特: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作文，下笔千言;童子试一举为“五经童子”，名噪一时;然而立前后两赴乡试无果。一度做了州司马幕客，在沈约李清照先后题咏、此后无人敢轻易动笔的八咏楼撰联“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为人叫绝。清兵入城，回到故里兰溪，筑伊园，当“识字农”。

　　“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归故乡赋》仿佛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脱出。倘真若此，文学史最多是多了一个隐士。

　　但，李渔不是“五柳先生”。他倡建凉亭，命名“且停亭”，题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他倡修水利，田内开凿堰坑，令田禾使有荫注，石坪坝为后人称“李渔坝”;他总理宗祠，订祠约，修宗谱，深受村人敬重。

　　变故缘于与邻村的词讼。李渔显然不具争斗的基因，举家迁徙杭州。

　　繁华都市，车水马龙，应该有相对开阔的立足之地;满腹经纶，不能“货与帝王家”，用来养家活口应该绰绰有余;举目无亲，幸有所长，正可供给对戏剧小说饶富兴趣的豪绅士夫、市井民众。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以糊其口”的专业作家由此诞生。

　　与所有寒门弟子一样，李渔曾认定以仕途经济光宗耀祖为人生正道。不料风云变幻，学而优则仕梦碎。尽管“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但他并未躺平，而是另辟前人从未走过的蹊径。

　　命运注定了他的游移和偏离。李渔选择的是正统文人所不齿、时人亦皆视为“贱业”的“卖文字”的“末技”。在自甘低贱这一点上，与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或有相似之处。

　　关汉卿以“铜豌豆”自侮表达对传统规范的叛逆，某种程度是一种抗争。而李渔没有这样的傲骨，没有这样的愤世嫉俗。他的选择纯粹是顺其自然。他并不在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世俗层级划分，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他，他坦然承认比他为“汤王”誉过其实。如果泉下有知，对鄙薄他为“通俗作家”的后世高论他只会置之一笑。他没有写过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那样泣血断肠的悲剧，也没有写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那样脍炙人口的名句。他把惩恶扬善、谴责道学的尖锐藏匿于温润圆滑，他善解人意，投人所好，唯求明白易懂，雅俗共赏，男女老少，上下尊卑，皆大欢喜。“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

　　纵览古今，多少大家著书立说似渊之深，文坛地位仰之弥高，可望而不可即。但李渔给予世人的，是一种平易和亲切。

　　李渔一生不曾为官，他才情卓越，见解新潮，不依傍他人，不重复自己，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著述数量惊人，独树一帜，长期引领时尚文化的潮流。

　　他的小说是“新耳目之书”，一出即被争购一空;他的剧作一改剧本成为案头之作的弊病，“贵浅不贵深”;他的《闲情偶寄》创立了中国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居然还包罗了营造、装饰、医药、养生、烹调、美容、梳妆，等等;他的造园精巧别致，“芥子纳须弥”，往来尽鸿儒;对于出版，从选题、刻印到发行，他无不精通，芥子园图书独步书林;他不是画家，但倡编了《芥子园画传》，让“世之画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他以文会友，以戏会友，四方讨好，八面玲珑，周旋于达官显贵、三教九流，打抽丰，赚捐资，步步提防又游刃有余;他“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名山大川十经六七”，“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他的戏曲家班，红遍大江南北，朝夕相处，恩情、友情、艺情、爱情水乳交融。

　　成名后的李渔又给自己取了许多名号:“笠鸿”“笠翁”“觉世稗官”“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所有这些都标榜着一个意思——自诩小人物，仿佛刻意与他特别显豁、特别精彩、特别响亮的人生形成对照。后人给他冠以的头衔让人眼花缭乱: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出版家、书籍经营家、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美学家，美食家、时尚文化倡导者、文化产业先行者……而我以为他最有资格享有的头衔应该是生活家——独一无二的生活家。他艺术地生活，并且把生活的艺术很艺术地付诸文字，在艺术与生活中皆如鱼得水。他为生活而艺术——开始是为生存，后来是为享受。

　　正是因这一点，他远高于无数自命不凡的风流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