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曾懿并未完全放弃才女传统，《女学篇》和《医学篇》中感人至深的段落兼具文学审美的价值，显然得益于她的文学创作经验。如《医学篇》记下痛彻心扉的“三妹之死”——三妹仲仪身体羸弱，生第三胎时大出血昏厥，初通医理的曾懿当时尚未出阁，眼看三妹危在旦夕，大夫拘泥古方，便“私将临产所用之浓参汤掺半盏于二煎之生化汤内”，总算挽救了三妹的性命。不料后来三妹接连生产，血气愈亏，终于在生产第六胎时一命呜呼。私自换药是少女曾懿的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虽然侥幸救了三妹性命，但知道姊妹日后仍在接连生产还是感到惴惴不安。直到三妹因生产而死，而彼时的曾懿已经出嫁，没有机会在最后一刻妙手回春，也没有机会见到三妹最后一面。这段叙述字字泣血，痛悔之情难以抑制，现在看来不仅是三妹的悲剧，也是无数没有生育话语权的女性们的悲剧。《女学篇》中《论缠足之损益》，曾懿也以自身经历劝说女性放弃缠足，自述年幼时放学回家，看到兄长捕蝶寻花，“有无限自由乐趣”，“自觉身负千钧，足如桎梏，每抚之而泣”，寥寥数语，已经勾勒出一个暗中啜泣的缠足女童形象，牵动读者的恻隐之心。从“医文互通”的传统来看，北宋沈括除了著有《梦溪笔谈》还写过《沈氏良方》，清代名医如薛雪有《一瓢诗话》、徐大椿有《洄溪道情》，不一而足，曾懿无疑也是医文皆修的范例，她医书中那些文学性极强的段落，凸显并延续了文人才气。

　　曾懿“弃文从医”的选择并非个例，其背后是清末民初才女群体的社会化转型。清末才女因为战乱被迫走出闺门，颠沛流离之际对于疾病的认知已不是简单的顾影自怜、惜春悲秋，而是与“阃外”的社会化实践紧密相连。随着清末传教士将西医传入中国，原本恪守儒家传统的中医体系受到冲击，加上女性主动或被迫更深层地介入社会现实，使曾懿、顾淑昭、孙西台等女性能以“医者”而非“才女”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与此同时，基于现代知识架构的女学制度日益完善，传统女教规约的影响力减弱，本来屈指可数的女中医群体逐渐演变成清末民初有一定数量的中西女医队伍。如果说和曾懿同时代的女医多为大家闺秀，有的还有家学渊源，如顾淑昭之父为名医顾锡，王恒其之父为名医王珠，那么之后的女医多是医学校的女学生，女子习医正式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以罗秀云、张竹君等为代表的广州女医群体，就是由博济医院衍生而来的现代西医教育的产物。而随着科班出身的女医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原本闺秀们擅长的文章传统逐渐隐而不彰。

　　回过头看，曾懿的一生既是末代闺秀的挽歌，也是现代女性知识分子介入公众场域的“原点”。她在行医中重新认识疾病，与在诗词中描摹病中心境是两种并行交织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如果没有才女书写的人文映射，她在医论中对疾病的感悟、对生死的敬畏就难有灵性和张力。这种诗文陶冶中应运而生的敏感和才情，长于描摹生命的“悸动”，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激发出更具深度的医学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