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懿是清末著名的女诗人，作为成都“浣花诗社”的一员，在母亲左锡嘉的主持下与姐妹们吟诗联句，名动一时。和其他以诗词传世的闺秀不同，及笄之年的一场温病，又使曾懿与中医结缘。她在病榻上博览医书，初得医道门径，二十岁嫁与袁学昌后又周游东南各省。当时正逢晚清江河日下、满目疮痍，心有戚戚焉。晚年的曾懿医术日精，先后作《女学篇》《医学篇》，探究“卫生”之道。从闺阁才女到济世女医，曾懿对疾病的体认和书写背后是诗人到医者的身份转变，同时也隐含着近代以来女性意识的变迁线索。

　　惜春悲秋原是闺阁诗词中的常见题材，曾懿的《古欢室诗词集》中也不乏描写四季心境的字句，只是这些心境与疾病纠缠，又时时掺杂着离愁别绪。曾懿出生于咸丰二年(1852)，十岁时父亲曾咏因军务卒于任上，母亲左锡嘉携儿女由江西鄱阳扶柩西上，回到四川华阳。从此曾懿与家人在浣花溪边安家，毗邻杜甫草堂。曾懿出嫁前所作的《浣花集》里，虽多描写人生欢聚时的四时佳景，如“箨龙已成竹，新绿透窗纱”的《春暮》，“秋兴撩人眠不得，时闻蕉叶打虚檐”的《秋夜》，但随着疾病的侵袭，她对四季的感触也有了变化。因为不舍五妹于归江津学署，自己又疾病缠身，她写下“扶病搴帷步，微吟养性真。秋花闲似我，新月瘦于人。炼药烧红叶，焚香倚绿筠”(《病后忆季硕五妹》)等句。病中人对至亲的思念中夹杂着几许无力感，往日秋景的生趣也随着绵长的药味消散。类似的诗词频频出现，“工诗兼善病，人影瘦如花”(《秋闺杂咏》)，“药里经编年复年，寒宵炯炯未成眠”(《寒夜病中怀季硕五妹并寄旭初二兄京都》)，又如《浣月词》中有“东风已绿西堂草，诗魂争奈离情搅。好景艳阳天，年年愁病兼”(《菩萨蛮·春日病中寄叔俊四妹寿春》)，病中的浣花女诗人在思念中长叹“浣泪书成欲寄谁”。

　　曾懿出阁后，随夫游历，由川入闽，由闽入皖，又随宦皖江，期间有不少凭古感怀之作。因为时常抱恙，曾懿在病中作诗已是日常，如《飞鸿集》中“杏花时节雨廉纤，病怯春寒夜更严”“强支病骨不知暑，五月潮深寒似秋”“病起苦炎熇，郁纡意不适”等。随着三妹、五妹相继离世，曾懿有关疾病的诗词在四季轮转中平添了物是人非之感。时局动荡，游历途中所见所闻使她开始考虑以其他方式面对疾病。

　　曾懿一生经历四次温病，久病成医，对温病伤寒辨证颇有心得，加上连年随宦广德、涡阳等地，常见庸医拘泥古方，误人性命，于是在五十四岁时写就《医学篇》——“此懿所以瓣香永祝也”。在《温病伤寒伤风辨论》中，曾懿自述病中数度扶枕自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仿其滋阴甘凉治之，得法而获痊愈”，这也就不难理解《医学篇》主要化用的是温病学派方。但曾懿并非泥古之人，当时正值西医东渐，她论及伤寒温病原由时，认为“肺为华盖，上有两管，一为食管，上承饮食;一为气管，以通呼吸”，显然借鉴了西医解剖学的观点。她还进一步指出，“西医治病之法，虽不及中国，而杜病之法，实有甚于中国者”，多次提倡小儿接种牛痘，兼采中西医理。《医学篇》二卷以温病入三焦为线索，又加上愈后调养的方剂，于1906年成书，翌年刊行，可视为曾懿以医术回应疾病的尝试。而《女学篇》成书于1905年，虽沿袭了传统女教的男女分工，但也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强调“使男子应尽之义务，无不与女子共之;男子应享之权利，亦无不与女子共之”。同时，该书在第一章《结婚》中，提出“须注意选择配偶者之体格”，体现出朴素的古代优生思想;而在第九章《卫生》中，呼吁女性“不独宜重卫生，且宜兼习医学，使一家强则国强，国强则种族亦因之强矣”。可以说《女学篇》和《医学篇》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曾懿的“卫生”之道，前者医女界乱象，后者医温病伤寒。虽然这两本著作的部分内容如今看来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在女性出入相对受限、医者地位也不高的时代，曾懿的言论显得与众不同。也难怪她在《女学篇》自序中笑称“至守旧者，憎其夸诞;维新者，嗤其琐屑。设有以中立相诮者，懿亦乐而受之”。

　　对于曾懿以诗人和医者两重不同身份写就的文字，学界常分而视之，前者关乎文学审美，后者则偏重社会史和性别研究。但实际上无论是诗词、医书还是学论，都是曾懿面对疾病时独特的体认和表达，三者相辅相成才造就了这位独特的书写者。张百熙在为《女学篇》作序时，称曾懿“眷时艰之日，亟恫女学不兴，乃屏弃诗词书画以为无益于世，爰就平日躬行实践可以矜式女学者，作《女学篇》二卷。又以医学至今垂绝，而剽窃西医者率多肤浅，恐真诠之浸失而杀人之滋多也……作《医学篇》二卷”，这种解释看似完备，却太过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