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季节，水落石出，鱼类不得不蛰伏于深水区。一元复始，春江水暖，汛期如期而至，蛰伏了一冬的鱼类便活跃起来，开始了新一轮洄游。

　　在溯流而上的鱼类中，也包括了河豚。苏轼在《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中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题画诗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入乎画面之内，又出乎画面之外，无愧为名家名作。

　　河豚溯流而上，其出发点在哪里呢？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河豚出于海”；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根据这两则记载，大致可以推断出河豚溯流而上的出发点是江海交接处。其运行的轨迹，大致上是“初与潮俱上，至春深，其类稍流入于江。”终点虽然不具体，但最远可以到达长江中游武汉地区的水域。

　　《诗经·采薇》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所谓“杨柳”，不是指杨与柳，而是指蒲柳。南宋周承勋说“河豚本自食杨花”，这里的“杨花”，指的就是柳絮。柳树性喜潮湿，根系发达，有利于水土保护，所以多种植在江河岸边。一旦柳絮飘零，有相当一部分就落到了水面上，成了河豚的美食。不过唐人韩偓曾指出“柳絮盖溪鱼正肥”，似乎食柳絮是鱼儿的普遍习性，非独河豚为然。

　　那么，河豚独爱吃什么呢？清人黎简曾指出：“河豚春暖食芦芽。”这样看来，苏轼的诗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可以理解为沼泽中长满了蒌蒿和芦芽，春天水涨，河豚便溯流而上觅食来了。其中一个“欲”字，就表明了河豚与蒌蒿、芦芽之间是息息相关、密切呼应的。理想的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它们之间隐约而又真实的内在联系。

　　这样解释固然有道理，但是这两句诗还有没有别的理解呢？宋人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河豚鱼，水族之奇味也。”“余时守丹阳及宣城，见土人户食之。其烹煮亦无法，但用蒌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荻与芦同科，这里所谓“荻笋”，指的就是芦芽。之所以用芦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味道鲜美。河豚本有毒，辛弃疾在《蒌蒿宜作河豚羹》一诗中说：“河豚挟鸩毒，杀人一脔足。蒌蒿或济之，赤心置人腹。”这样看来，烹煮河豚时放入蒌蒿，可以起到解毒作用。张耒还说“菘以渗其膏耳”，可见菘菜所起的是吸收河豚膏油的作用。凭借张耒的文字记载，便可以对苏轼这首诗作别样的理解。所谓“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是蒌蒿、芦芽刚长出来的季节，吃货们已经在等待河豚来凑成美味大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蒌蒿与芦芽便不是河豚所食的对象，而是吃货们烹煮河豚的配料。

　　河豚长得呆萌，深受人们喜爱，善良的人们对于这种理解未必会认同。谓予不信，我愿再举几个例子作为辅证。元人照鉴说：“毗陵二月柳花天，菘笋河豚已荐筵”；明人徐渭说：“白下酒家檐，河豚荻笋尖”；方于鲁也说：“正值江干春未晚，蒌蒿荻笋煮河豚。”综合几首诗看来，河豚都是被吃的对象，而菘菜、蒌蒿与荻笋则是固定的配菜。需要补充的是，河豚在春江水暖时溯流而上，沿江不同地区的人们食河豚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浙人食河豚始于上元前”，柳絮飘飞时，“江西人始得食”。

　　苏轼从惠崇画上看到“蒌蒿满地芦芽短”，就想到“正是河豚欲上时”，其动机不言自明。那么苏轼有没有食河豚的嗜好呢？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元祐七年苏轼守扬州，“河豚出时，每日食之”，对于河豚之毒“了无所觉，但爱其珍美而已”。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人谈河豚之美，云：‘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由此可见，苏轼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食河豚的老饕。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画面上的蒌蒿、芦芽，就打破客观叙述的距离控制，不禁联想到做大餐与之标配的河豚，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以上分析表明，对“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理解呈现出多样性，足见诗无达诂。其实，这首诗还有必要跳出文本外多说几句。有道是“吃了河豚，百样不鲜”，河豚味道至美，因而遭到人类的恣意捕杀。南宋范成大曾在《河豚叹》一诗中指出，“芟夷入荐羞，盖欲歼种族”，对河豚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严重关切，也对滥杀河豚的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在今天，河豚业已成了濒危物种，我们更应该严加保护，口下留德，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保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建成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