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以为“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对诗题拟定已有高度自觉，更不用说宋人。作为类书的《锦绣万花谷》《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均以类相从，绝不能将“类名”完全等同于“诗题”。《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六“村”类，下列花柳村、浣花村、杏花村、朱陈村、客愁村、江村、孤村等，名下再选录诗句。“杏花村”实际上是按内容而标设的类别名。《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事实上并未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首次题名“清明”且置于杜牧名下的，是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而第一次收录该诗的《锦绣万花谷》后集成书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至南宋末年之间，哪有前人依据后人“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之理？

　　罗文又称：“《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称《清明》(《杏花村》)为‘唐诗’，来路不明并不直接等于或者完全等于其诗不真。”从诗选文献学的角度来推导出《清明》的作者归属，无疑是最令人信服的正道。据陈尚君、卞东波称，目前所见最早收录《清明》的，是南宋佚名编的《锦绣万花谷》后集和稍后成于理宗宝祐五年(1257)谢维新编选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者标“出唐诗”，后者标“古选诗”，均未署作者名。二书征引虽广，但出处标注不够严谨。罗文说“《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言下之意署记“唐诗”极为可信且可靠。据覆核，《锦绣万花谷》有6处署“唐诗”，其中本属宋诗的就有3处，如与《清明》同卷的“春水(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实则出自徐俯的《春日游湖上》。选家之粗疏可见一斑，故《锦绣万花谷》所标出处绝不可全信。

　　杜牧先前自焚诗稿十之七八，病重时委托裴延翰编集。裴氏穷搜冥讨二十年，“比校焚外，十多七八”(《樊川诗集注》卷首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也未收录此诗。北宋初的田槩亦未得见。从南宋初期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到之后林清之的《唐绝句选》、柯梦得的《唐贤绝句》，均无《清明》的身影。一次次落单，是无法都用偶然性来解释《清明》突然来路光明正大的。若《清明》是杜牧所作，则无法解释《锦绣万花谷》7次未署“出杜牧”却标此诗“出唐诗”，更无法解释署“杜牧”多达140多处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偏署此诗出于“古选诗”。《锦绣万花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确有粗劣之处，而《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更是一部书坊造假伪托之作。三书在文献来源上错乱较多，在《清明》的出处标注上却呈现三种不同指向。偏信最晚出“甚至连诗作者的姓名也常常张冠李戴”(见刘永翔一文)的《千家诗选》，这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即便如罗文所言，存在像韦庄《秦妇吟》因某种机遇而重见天日的可能性，但不能忘了，王国维是因为熟稔韦诗名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而觅得真经。《清明》朗朗上口、雅俗共赏，想一一避开裴延翰、田槩、洪迈等一系列“寻宝人”的火眼金睛，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