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就业、社会治理、社会结构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全体中国人民自己的定力还是最为重要，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有抗击和战胜疫情的信心。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我国仍处在城市化、产业化的高峰期，我国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的农民、流动打工的农民工、农村户籍人口等占较高比例，城市化依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同时，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区域、类型、层次的城市群，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重要引擎，是中国遇到巨大社会风险情况下仍能保持现代化活力的重要支撑。

新产业的萌芽和中国人行为方式的转变

疫情使实体经济受到重大的冲击，数字经济却迎来发展的契机，包括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在内的数字经济，不仅满足了疫情期间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也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时成为破解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重要出路。此次疫情与2003年非典疫情不一样的是，电商、互联网企业为疫情防范、生活服务等提供了强大支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新服务业态高速发展。电商促销多种多样，线上直播屡创交易额新高，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达15.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3%。线上消费加速普及，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线上服务需求旺盛；2020年1-8月份，全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038.8亿GB，同比增长33.7%；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1%和13.8%。疫情期间的“宅经济”带动了一批疫情红利新产业，新型物流产业、互联网医疗产业、在线教育产业、在线办公平台产业、在线短视频产业、直播产业等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疫情还催生了远程办公、共享员工等新型工作方式、用工方式。为了减少社交接触，很多政府服务部门开启了远程服务模式，包括工商、税务、法院、银行等均开放了极为便利的网上电子服务，既减少了交叉感染，又省减了时间、交通、工作量。由于远程办公方式和物联网的兴起，未来很多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实现决策管理、产品研发、材料供应、生产销售等等，把各个环节分散在不同城市，企业对大城市的依赖有可能会弱化。疫情还催生了“共享员工”，一些暂时难以复工的中小企业采用了短期人力输出的合作用工方式，用工企业从其他暂时不能复工的单位临时招收共享员工，解决用工缺口。有些地方政府比如安徽省、浙江宁波等地，采用政府、工会、企业、个人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相关重大利益事项的方式保障员工利益，帮助解决员工劳动关系认定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共享员工”模式是国内企业积极自救和党政及时参与支持的创新之举。

此外，疫情也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很多新的改变，在生活观念、健康观念、工作方式、交往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医疗方式上都有所体现。疫情倒逼政府和群众真正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问题，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疫情提升了公共健康的文明程度，人们更加注重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比如洗手、戴口罩、共餐使用公筷等习惯逐渐成为常态。对教育方式而言，在线教育模式迅速成熟而普及，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方式将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大规模的网络购物和新型物流方式会越来越普及，互联网经济会产生新的商品革命。就医疗制度和方式而言，社区的医疗模式会催生出更为便民、高效的全民医疗体系。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变迁的动力是无可限量的。后疫情时期，新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居民的消费信心逐渐恢复，发展动能逐步增强，经济景气度持续提升。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时期，我们应充分把握这个机遇期，在政策层面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应对，充分调动全体中国人民的活力，推动现代化建设繁荣有序发展。

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全体中国人民参与发展的活力

后疫情时期，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几经起伏，经济有所恢复，但危机与机遇并存，如何在这样特殊环境下恢复社会经济并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深化改革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实现中国经济双循环。近来，“经济双循环”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中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际贸易形势和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要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更好地参与国家间的贸易和竞争。相关举措包括上万亿元“新基建”规划、上千亿元企业减税措施、上百亿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上百万人就业安置措施等。

从社会学角度看，内需的最大潜力群体是日常生活消费比较低下的群体，这部分人群在中国比例还很高，但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高。所以，扩大内需的核心应该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再者，“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相反，立足于“内循环”体量和质量上新台阶，则中国经济更易于抵御外部冲击，从而更为主动、灵活、稳健地嵌入全球体系之中。

其二，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支撑的产业和服务业，是城乡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经济领域和社会运转的有机体。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城镇80%的劳动就业，但从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和重点产业开工率上升较快，而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开工复产还处在徘徊阶段。因此，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鼓励发展小微经济、夜市经济、集市经济等保就业、促消费、激发城市经济的活力。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研究发现，“中产边缘群体”在不同城市规模中，都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个群体地位不稳定，在经济下滑的局面下随时可能落入下层。因此，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特别是保护和激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活力，对于保护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极其重要。

其三，推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发展健康产业。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疫情大考也暴露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少漏洞。加强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预警，建立覆盖所有医疗机构的传染病监测哨点，以及建立快捷高效的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机制，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决策系统，乃至加强对全国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体系，都成为当务之急。健康产业，比如医疗器械行业、中医药行业及医疗服务行业、线上医疗服务，特别是智能、智慧与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情况下，健康产业即将步入蓬勃发展期，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