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乾嘉时期的“一代骚坛主”，诗坛“性灵派”旗手，他那本近六十万言的《随园诗话》，其中寄寓的诗歌美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成一家之言，足可供后世研究。“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唐宋以降，诗词创作空前繁荣，诗话类的赏析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蔚为大观。《随园诗话》在选录各阶层诗人的诗作之际，以随笔笔法记事、点评，论证、彰显“性灵说”的美学观，与此同时反映出袁枚这位鉴赏家、诗论家兼编辑家、出版家的眼光与胆识。

　　作为名重一时的才子诗人，又经年累月编撰诗话，袁枚对如何选诗、选什么诗，相当讲究。他在《随园诗话》中称:“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卷七之三十二)编撰《随园诗话》时，杭州、南京等地有数百人献上诗篇，以求入选，哪怕只是一二摘句也心满意足。袁枚不以人取诗，而是看诗本身是否够“脆”够“鲜”。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入选，袁枚阅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诗甚清老，颇有功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补遗卷二之七十二)与袁枚“交好”的某太史送来诗集四十余卷，袁枚“苦其太多，托门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午塘勘阅后戏题道:“何苦老词坛，篇篇别调弹。披沙三万斛，检得寸金难。”袁枚读之不觉大笑，戏和云:“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补遗卷一之五十三)

　　袁枚指出，“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尤其是“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这第七病，“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不过入选《随园诗话》的诗歌或摘句多出自布衣、贫士诗人，甚至还有不少女子及贩夫走卒之句，这在当时的文坛已殊为难得，也与袁枚身为“诗坛‘性灵派’旗手”的诗歌观与编撰诗话的初衷相吻合。袁枚从不讳言“最爱言情之作”，“余每下苏、杭，必采诗归，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各方投赠佳句，他“摘录甚多”。当然，入选的诗句无论是言情状物、记游抒怀还是咏史讽喻，要不落俗套才行。相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称赞“贫士诗有极妙者”，如陈古渔的“雨昏陋巷灯无焰，风过贫家壁有声”“偶闻诗累吟怀减，偏到荒年饭量加”，杨思立的“家贫留客干妻恼，身病闲游惹母愁”，朱草衣的“床烧夜每借僧榻，粮尽妻常寄母家”，徐兰圃的“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等，真情流淌，尽显穷且窘迫之感(卷三之十一)。

　　因赏识诗作而提携作者，对袁枚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举动了。某年，他请人推荐了一个抄书人黄生，此人甚是“朴野”。一次，袁枚偶然经过黄生的案头，见他写下“破庵僧卖临街瓦，独井人争向晚泉”，啧啧称奇，随即奖赏他五斗米，获得奖赏的黄生自此更加努力作诗。《随园诗话》中选入黄生的不少妙句，如“云开日脚直，雨落水纹圆”“笔残芦并用，墨尽指同磨”“旧生萍处泥犹绿，新落花时水亦香”“旧甓恐闲都贮水，破墙难补尽糊诗”等(卷五之五)。

　　袁枚曾感慨:“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补遗卷八之二十五)对选诗，他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在秉承“以质取胜”的标准的同时，也尽量向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诗作结集的诗人倾斜。加之几十年的交游、采风、编撰，使他意识到“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补遗卷十之三十八)，因此大量选入落第秀才乃至社会底层人士的诗句，如“芦墟缝人”(裁缝)吴鲲的“小雨阴阴点石苔，见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扫花去，花扫不完雨又来”，杭州缝人郑某的“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旧绵花”;汉西门袁某以卖面筋为业，其《咏雪和东坡》有“怪底六花难绣出，美人何处着针尖”之句。袁枚认为他们虽然“皆贱工也，而诗颇有生趣”(补遗卷八之三十二)。在《随园诗话》卷八，袁枚记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时时冻馁之。子又生孙，老人爱孙，常抱于怀。人笑其痴。老人吟云:‘曾记当年养我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凭他饿，莫遣孙儿饿我儿!’”可见此诗用意之深厚。他还写过家乡一贩鬻者(小贩)，尽管不怎么识字，却强学词曲，作哭母诗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袁枚点评:“语虽俚，闻者动色。”

　　袁枚选诗，除了讲求性情，他对家常语、口头话入诗格外嘉许。他说过，“家常语入诗最妙”，为此选入布衣陈古渔《牡丹》中的诗句“楼高自有红云护，花好何须绿叶扶”，徐贯时《寄妾》中的诗句“善保玉容休怨别，可怜无益又伤身”，均平白易懂，便于歌咏流传。至于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袁枚列举了孙诵芬的《冬暖》:“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岁序差。可惜轻寒重勒住，不然开遍小桃花。”黄蛟门的《竹枝》:“自拣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尽娉婷。关心生怕朝来雨，一夜东风侧耳听。”还有“高手不从时尚体，好诗只说眼边情”“阶前不种梧桐树，何处飞来一叶风”“贪着夜凉窗不掩，秋虫飞上读书灯”等，这些诗句都是大白话，却韵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