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最初发表于1990年12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算来已30多年，这并不是一个很通俗的题材，但2002年即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标准教育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下册，以后又不断地被收入多家出版社的教材和各种学生读本。这好像让人不易理解，其实就是因为诸葛亮这个人。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很多，但大都在一定的圈子里，如李白、苏东坡在文人圈子里，魏徵、左宗棠这些名臣在政界圈子里，等等。却很少如诸葛亮这样既有业绩又有文章，在官场和民间都能接受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政治中，他是忠臣、勤政的榜样，在民间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中，他是智慧、贤能的化身。

　　我是1990年秋有缘到成都看武侯祠的。让我想不到的是名气这么大，人人都挂在嘴边的武侯祠，它的正式名称并不叫武侯祠，大门上悬的巨匾是“汉昭烈庙”。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诸葛亮死后老百姓即要建祠纪念，朝廷以不合礼仪不许，30年后才许在他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到西晋才许在成都的刘备庙旁建祠。不想这一下坏了，一墙之隔，武侯祠的香火超过了刘备庙，臣子的威信超过了皇帝。到清康熙年，为避免这种尴尬只好君臣合庙，同一个大院，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前门大匾上只挂昭烈庙。但人们还是称武侯祠，特别是外地人更不会说专门到成都去拜什么昭烈庙。

　　我奇怪，诸葛亮公元234年去世，蜀国263年灭亡。按说这时诸葛亮与刘蜀小朝廷的事早已了断，而这个该不该建祠的纠纷，民间与朝廷的较劲竟一直持续到清朝康熙年间，长达一千多年。这只能说明封建礼法之残酷，也说明民心之顽强，终究还是老百姓胜利了，而朝廷最后也只勉强保留了一块遮羞的牌子。但民间还是不管什么昭烈庙，总是直呼武侯祠，只承认武侯祠。

　　我当时正在筹写另一篇文章《大无大有周恩来》，随即联想到周恩来去世时“四人帮”正当政，当局不许悼念，但是天安门广场仍堆满了花圈，十里长街送灵的人望不到头。很长时间官方也一直没有给周恩来建什么纪念馆，但远在日本却出现了第一块周恩来纪念诗碑，而京城以外的纪念馆也一个一个地涌现出来，真是民心难违。这种历史的联想更加深了我对周恩来的理解，直到8年后我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时，在文中将他们两人做了对比，实现了一次人格上的隔空共鸣。

　　凡经典的东西，无论是人是物，总能让人生发出无限的联想并借以有新的思想和行动。诸葛亮是一个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勤政有为的忠臣、廉洁自律的高官。他一手帮刘备创立了蜀汉政权，造成三国鼎立，他的《出师表》《诫子书》千古传诵，无论是立功、立言，还是做官、做人都够经典。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要知在毛泽东眼里，“秦皇汉武”只够得上个“略输文采”，可知他对诸葛亮的敬重。

　　可惜诸葛亮早亡而大业未成，这又是一个悲剧。这一切使他成了一面历史的多棱镜，在他身上能折射出各种光彩，众多的仁人志士也都借他一吐胸臆。千年来，凡过武侯祠者无不扼腕叹息，留诗著文，于是古今交汇，人神感应，武侯祠就成了一座集传统文化和各种感怀的历史博物馆。如岳飞手书的《出师表》，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直到今人陈毅的题词:“人们敬慕孔明反胜昭烈，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诸葛亮连同纪念他的武侯祠，已经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载体，一个历史航程中的坐标。

　　但是诸葛亮还有一点与其他名人不同，他深深地植根在民间。从他的家乡山东直到躬耕的南阳、行军的汉中、殉职的五丈原，甚至他从没有到过的地方，诸葛亮庙、祠不知有多少。这主要因两点，一是由于《三国演义》的塑造渲染，他已经成为聪明智慧的化身。人们在生活中也需要这样一个榜样;二是如陈毅那个题词所说，他对部下、对百姓确实有一颗爱心。

　　近几年我因为采写古树，在西南的云贵川跑得比较多，这是当年诸葛亮的主要活动区域。蜀汉时期这里大都是蛮荒之地，诸葛亮的苦心经营真是遗爱多多。在剑门关下路边有一种灌木，结红果，初冬时节仍明艳可人，可食，当地人叫“诸葛行军粮”。贵州有一座“象祠”，“象”传说是“舜”之弟，原本冥顽不化的浪子回头，诸葛亮便为他立祠以开化当地土人。王阳明曾作《象祠记》，留下了那句名言:“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云贵多瘴气，诸葛亮教人种茶饮而防病，至今西双版纳一带还奉他为茶神，建有诸葛亮庙，年年祭拜。这些虽是传说，相信还是有些史实依据。这与人们把关羽封为财神还是有点不同，关羽并不经商，生平也与发财无关，大概人们敬重他的忠义，要借助他的威力。而诸葛亮是创有大业，遗有真爱，是亦人亦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