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考古学家确认西安东郊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至此西汉十一座帝陵的位置得以全部确认。汉文帝及其子汉景帝共同开创了“文景之治”，这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时期后的第一个治世。

　　重农崇俭

　　班固在《汉书》中曾这样评价“文景之治”:“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在班固看来，“文景之治”可以媲美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的时代，那时天下不用刑罚四十余年，人民知礼敬法、安居乐业，流风甚美。

　　社会风俗的变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古人深知此理，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刘邦、项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崭露头角，到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以刘邦获胜落下帷幕，八年战乱让神州大地元气大伤，经济破败，民生多艰。

　　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天子出行所乘马车凑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而大臣出行有时连马车都没有，只能改乘牛车，由此可见汉初经济之凋敝。为了让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汉初采用“无为而治”的行政哲学，将“与民休息”放在首要位置。无为而治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妄为，应当根据当下自身的情况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汉初成书的《淮南子》批评“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观念，而赞同因势利导，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们修建水渠将其导入田地中，就像庄稼春种秋收一样，人们顺应作物生长规律就有收获。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汉初“与民休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无违农时。汉初田税税率很低，汉高祖所定的“十五税一”已较战国时代的“什一之税”更低，汉文帝在位时曾减为“三十税一”，公元前167年，他更是下令免征田税，此后直至汉景帝于公元前157年即位的十多年中都免征田税，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汉景帝即位后，恢复“三十税一”的税制。

　　除了田税之外，古代农民还有服劳役的负担，一般安排在农闲时节，汉文帝将“一年一役”改为“三年一役”。不论是减免田税，还是减轻劳役，其目的均是让百姓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把自家的小日子过好，才能让社会安定，并积蓄能量投入到更大的事业中。

　　汉文帝一方面通过亲耕礼等方式，向社会传达首重农业的执政方针，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有人曾向汉文帝进献一匹千里马，汉文帝却而不受，他说:“天子出行，前有鸾旗开道，后有随从护卫，一般情况下，每天行走五十里，如果率军出行，每天只走三十里，我坐上这匹千里马，又能先走到哪里呢?”汉文帝还下诏天下郡国不要进献珍稀宝物。

　　《史记》称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汉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露台，台是高于平地可以登临远处的建筑，那时宗室成员间颇有一种建高台的风气，西汉宜春侯曾在城中建了五座高台以便游览，建高台花费不少，汉文帝自然也知道，但听到建露台要花费百金，立马取消了修造计划，他感叹道:“百金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家产，我继承先帝留下的宫室，常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使先人蒙羞，怎能建造高台呢?”

　　治狱务宽

　　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施政措施中，减轻刑罚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刑罚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手段是必要的，汉初对于秦政多有因循，沿用了许多严苛的刑罚。

　　汉文帝即位之初便废除了连坐之法，在他看来“法者，治之正也”，法令公正、量刑适当，百姓自然心服口服，社会风气也会向善拒恶，将罪犯予以惩处理所应当，但旁及无罪的亲人则有失公平，也与法制止暴行、导民向善的根本目的相违背。

　　汉文帝还废除了残忍的肉刑，历史上著名的“缇萦救父”说的就是这件事。缇萦是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女儿，他犯了罪要被施以肉刑，缇萦不忍父亲受此刑罚，来到长安向朝廷陈情，表示一个人一旦施以肉刑，肢体遭到摧残就再也不能复原了，她愿没入官府为奴婢来换取父亲免受肉刑，保住肢体的完整，给未来改过自新回到正常生活留下可能。汉文帝得知缇萦的陈情后，为其孝心而感动，要知道汉文帝本身也是一位孝子，其生母薄太后生病时，亲尝汤药亲自喂养。更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据其陈情而反求诸己，“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汉文帝下令废除肉刑，改为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