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汉文帝时的笞刑仍是很重的刑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规范，汉景帝时，朝廷规定了笞刑要采用怎样的刑具、笞刑只能施加在犯人的臀部而不能施加在其他部位，并连续两次减少鞭笞的数量，第一次“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第二次“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汉景帝曾下诏，刑狱乃国之重事，相关官员不可不谨慎从事，地方如果有拿不准的案子应当交朝廷处理，“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呈现出了这样的景象，在经济方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代的铜钱内方外圆，中间用一根绳子串起来，串钱的绳子腐朽，乃至无法算清到底仓库中存了多少钱;在社会风气方面，“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百姓将犯法看成是十分严重的事，纷纷以仁义为先，厌恶做令自己令他人感到羞耻的事。

　　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是一个养精蓄锐的时代，面对北方匈奴的进攻，汉朝基本处于守势，面对南方的南越国，汉朝与之保持良好关系，汉景帝时平定了“七王之乱”，但没有彻底解决同姓诸侯王坐大的问题，这一切都有待汉武帝来解决。汉武帝依赖“文景之治”奠定的雄厚经济与社会基础而得以大开大合——南平南越、北击匈奴、行推恩令、独尊儒术，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来临了。

　　发现霸陵

　　以俭约而著称的汉文帝，生前曾交代自己的后事，据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对当时厚葬以致家庭破产、服丧过度以致损伤身体的行为表示反对，他下令减少为他服丧的时间，以往按照礼制需服丧九个月的减至十五天，需服丧五个月的减至十四天等。对于陵墓的修建，“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霸陵也写作灞陵，因在灞水边而得名，灞水是“八水绕长安”中位于长安东边的一条河。霸陵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如李白有一首词《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霸陵所在的区域在进出长安的交通要道上，这里不知见证了多少依依惜别。

　　古人对汉文帝霸陵所在的区域是清楚的，但具体地点却是个谜。《史记》《汉书》这些典籍中都没给出具体地点，倒是元朝一位叫骆天骧的学者在《类编长安志》中，明白写道霸陵在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明清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清代著有《续资治通鉴》等作品的大学者毕沅在陕西做官时还在凤凰嘴下立了一块正名碑，告诉世人这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事实果真如此吗?2011年，考古学家对凤凰嘴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因为有古人的明确记载，考古学家最初也认为这里就是霸陵，可是从山底探到山腰再探到山顶都没有发现人工开凿痕迹，证明凤凰嘴下没有陵墓。尽信书不如无书，考古学指出了一个流传七百多年的错误，但仍然没有找到霸陵的具体地点，这时凤凰嘴两公里外的江村大墓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

　　2002年，六件西汉陶俑出现在美国的一场拍卖会上，这六件陶俑来路不正，是盗墓贼盗走再转卖到国外的，在拍卖会开始前二十分钟，我方成功将其从拍卖名录中撤出。一年后，六件陶俑回国。这六件陶俑原本被认为出自白鹿原上的窦皇后陵，这位窦皇后是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陵是典型的西汉帝后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很像古代量米的器具“斗”倒扣的样子，故称“覆斗状封土”，后来考古学家确认陶俑其实出自窦皇后陵旁的一座墓，因为在江村而得名江村大墓。

　　考古学家对江村大墓展开勘探后，惊讶地发现种种证据显示这是一座西汉帝后级别的高等级墓葬，经过考古学家多年努力，如今可以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不同身份的人，逝世后享用的葬制也是不同的，江村大墓墓室东西南北面各有一条墓道，从空中俯瞰其形状，像是繁体字中的亚，这种亚字形陵墓一般只有皇帝或皇后级别的贵族才能享用，这是一条重要的证据。另一条重要证据则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道东西长1200米左右、南北宽860米左右的夯土围墙，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在一起，西汉人赞同“夫妇一体”，死后也应合葬在一起，采用“同茔异穴”的葬制，即夫妇各有墓穴，但在一个陵园中，可与窦皇后合葬在一起的，只能是其夫汉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