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祥

　　1936年4月25日至1949年4月，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共13年。这13年，中国战火不止，日寇入侵，国土沦陷，竺可桢校长当时办学条件之艰辛和环境之恶劣，是全世界大学中罕见的。竺可桢为保护浙大师生安全，1937年11月11日率师生举校西迁，迁徙途经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与山区，行程2600多公里。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战火中，浙江大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办得更朝气蓬勃，汇聚了苏步青、谈家桢、卢鹤绂、王淦昌、谭其骧、陈建功、贝时璋、蔡邦华、王葆仁、胡刚复、钱令希、张其昀、罗宗洛、张肇骞、梁守?、苏元夏、马一浮、郑晓沧等国内许多著名教授，研究成果累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到实地考察后，把浙江大学赞誉为"东方的剑桥"。1936年竺可桢校长到浙大时，全校只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400余人。西迁至遵义时，文理分开，又设师范学院。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增设法、医两学院。此时，浙江大学共有7个学院。到1949年，在校学生达2000多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浙江大学出现这样的办学奇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竺可桢校长确立和倡导"求是"精神，并不遗余力地带头身体力行。"求是"精神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精髓。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来之不易，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是竺可桢校长给浙江大学创造的宝贵财富。 　　

　　竺可桢校长为什么要将"求是"确立为浙江大学校训?为什么要倡导"求是"精神呢?他在与新生座谈时指出，"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Spirit。世界上的著名大学，都有体现其校风、学风和精神的校训。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Veritas(拉丁文，其意义是求是、求真理)。竺可桢校长是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的，他当然深知一所大学校风、学风的确定和建设重要性。竺可桢在受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在与全校师生见面发表题为《大学教育之重要方针》就职演说时，就提出大学教师对大学学风、校风建设和人才培养重要性的精辟见解，他说："一个学校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1938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并决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校训确立前后，竺可桢校长或演讲或撰文阐述"求是"的涵义。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1939年2月4日他对新生又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专题演讲；1941年初，竺可桢校长为浙大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撰写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的论文。上述三文是竺可桢校长论述浙大"求是"精神的代表作。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是需要一个发展、明确、深化的过程的，不是简单的表面文章就可实现的。当然，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也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是从属于校园内在文化的。

　　校园文化的建设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强盛的必经之路，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也足见国家和决策者对此的认识。要塑造、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就离不开一流的学校，而一流的学校就离不开一流的校园文化，一个缺失了校园文化的学校，只是一个简单的培训机构。

　　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由内及外，这样，外在的辅助才会锦上添花，否则要是规划不到位，甚至有可能成为画蛇添足，或者表面文章，不会有太大效果，甚至是文化的混乱与冲突。（作者：余建祥）


　　作者简介：余建祥，国内著名学习力教育专家、校园文化建设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