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以“疯狂学而思”为标题，对小升初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口诛笔伐，论者甚至列举了学而思“四宗罪”：绑架之罪、抢位之罪、奥数之罪、逼迫之罪。

其实，这轮风波令人奇怪。在整条利益链中，培训机构是最不该被谴责的，它比家长还不该被谴责。小升初课外培训机构的乱象，根源于小升初的乱象，根源于教育乱象本身。学而思作为一个市场培训机构，有何能耐“绑架”、“逼迫”家长及学生，甚至学校及教育部门？“抢位”也许是“饥饿营销”，但背后是市场认同在支撑；至于“奥数之罪”更是离谱，一个市场培训机构何来掌握、定义教育评价的权力？

应试教育折磨中国社会多年，教育当局似乎也一直高喊改革甚至推出许多诸如以“公平”、“减负”等为名的教育政策试图改变现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不仅没什么改善甚至愈演愈烈。

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回到中国教育的本原。对中国老百姓而言，教育除了满足求知欲外，更多的是为他们提供了向上层社会流动也就是个人晋升的机会，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机会。这与中国古代的“学而优则仕”是同质的，只是头衔、特权被现在的学位和文凭所取代。

但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机构。所谓的名校、重点学校，从来就不是教育及管理的结果，而是政府和社会偏爱、分配不公的结果。不要以为现在的民校是真正的民校，王则楚先生曾说过，公办民校其实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因为这些民校借助原有公办名校的名气、资源进行办学，收取高额学费———而公办名校的名气与资源，本身就是政府公共资源投入的结果，应该严格属于国有资产。可惜现在赚的钱，不是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私人的腰包。

王老先生的论断能不能成立，见仁见智，但这多少揭示了一些事实。所以说，进入名校(公办名校、公办民校)、重点学校，表面上看，是为了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管理，实质上是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样，事情的逻辑就必然变为：要进入好的大学，首先就要进入好的高中。从小的时候开始，为了不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学生就要好好学会考试。

回过头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考试除了是衡量受教育者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或者说是让他们进入新的教育体系接受教育的门槛标准，更重要的意义是，它直接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除了极个别人可能凭借身份以保证自己享受到最大程度的公共教育资源之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考试就是自己在这场争夺公共教育资源的“战争”的工具和武器———知识从来就不是一种价值，而变成一种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不怀疑教育当局在“减负”改革上的决心，即便真的在学校教育系统内去“减负”，为了在这场争夺公共教育资源的“战争”中取胜，作为家长“理性”的选择便是：尽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学更多的“知识”，而选择“知识”的标准当然要无条件接受考试内容的“规训”。通俗地说，即便教育当局为了减负规定不留一个字的作业，家长为了保证孩子考上所谓“理想”的学校，只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比他的同学做多一道题。

这样不难理解，为何广州小升初在2013年以“减负”为名取消联考后，学而思机构突然火爆。教育政策制造出畸形的需求，培训机构嗅到了商机迎合需求而赚取更多利润。当然，这里面是否存在机构与学校之间的利益交换或者默契，这种指控作为怀疑本身，或无可厚非，但需要更多细节证据的呈现。

所以，基本上可以断言，教育评价体制、教育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变，没有疯狂的学而思，也会有疯狂的“思而学”。

苏少鑫(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