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兄弟帮”，在升入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已分别达2075.42万和1294.73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为未来中国脊梁的底层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四川芥县雍村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寄宿制学校如何成为诞生少年帮派的土壤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云乡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邓老师兼任生活教师，负责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学关系来统一编宿。邓老师认为，这种基于同班同学正式组织关系上的编宿，有利于舍友间形成群体内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并防止宿舍内打架、盗窃等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被编于同一宿舍或相邻宿舍中的学生们确实能够因为同班同学关系而显著降低在学校内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够减少宿舍内群体间发生暴力冲突与财物丢失等事件。但邓老师将这种“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效果想象得过于完美。

　　很快邓老师就发现不良后果：该编宿方式更容易发生团伙内部的共同违纪行为，例如熄灯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学相互间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长时间聊天、打牌、喝酒、翻围墙出校游泳或打游戏等等；也更容易发生团队之间的相互违纪行为，例如高年级学生经常欺负低年级的学生，如强迫低年级学生给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强迫低年级学生夏天在生活老师没在身边时到自己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则将低年级学生的被子强行抢来自己盖，而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人甚至三人挤到一个床上彼此取暖睡觉等。

　　为了抵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低年级学生则施展各种“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所谓的“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个体化的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很快也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予以集体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固化了“小帮派”内部紧密型的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小帮派”逐渐突破宿舍和班级的组织边界而汇合为反高年级学生欺负的“巨型帮派”。

　　在“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实施半年之后，邓老师明显察觉到宿舍中灰色“帮派文化”形成的雏形，于是试图通过用“再编宿”的办法予以瓦解。

　　第二次邓老师采取了“局部混合型”编宿的方式，即，将八九年级那些爱违纪的学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级学生的宿舍内，越调皮的学生编到越低年级的宿舍中，以此削弱这些学生在宿舍内的共同语言，进而减少违纪行为的发生。

　　可是不久后邓老师又发现，这些调皮的学生渐分化为两种极端：一种是高年级学生群体性恶性违纪行为确实有所减少，对同宿舍的低年级学生也没有欺负，反而在宿舍外成为这批低年级学生的保护者；但低年级的学生却在这种保护中形成对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崇拜，高年级学生的所有日常行为都被他们有意识地模仿，比如不再群体恶性违纪的高年级学生会不断私下个体化违纪，比如高年级学生晚上会偷偷抽烟、喝酒，而低年级的学生们也在榜样模仿中学会了此类恶习。这对于生活老师紧缺的云乡学校而言极难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