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将数年前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再次拉回公众视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他们讲述了当年和此后数年的经历。

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

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

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

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

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

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

但7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

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

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

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

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8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

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

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

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

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

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

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