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身体不好，加之身处异国，同住的熟人走了，寂寞加身体不适带来了情绪的委屈。“假若精神和身体稍微好一点，我总就要工作的，因为除了工作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可是今天是坏之极，好像中暑似的，疲乏、头痛和不能支持。”这显然是身心低潮时的反应。对此，萧军注释:“从这封信中，她的所有病情和症状几乎完全暴露出来了。她在短短的三十二年就走到生命的尽头，这绝不是偶然的!”接下来他自我检讨:“在当时我并不能十分理解，也不同意她这种对于自己寿命如此悲观的预言和判断。”“因为我是个健康的人，顽强的人……是不容易深刻理解和确切体会到一个‘病人’的心情和心理的，我总是希望，甚至是‘苛求’她在主观上能够增强生命的意志，战斗的意志……从各方面强健起自己来。”年轻时，他多从自己身体精神状态，去体会或要求他人。几十年后，成熟的萧军才从多个方面、角度，对萧红有了深度解读:“精神上是被摧残的，感情上是被伤害的，人格上是被污蔑的，肉体上是被伤毁的!……这些全是客观的存在，也全是使她的身体落到如此地步的种种根源!”

　　身心之间的差别，大约也是他们终于相离的部分因由。男女之间身体差异，心理区分，使得婚姻中的宽容体谅，显得尤其紧要。这些，萧军集数十年人生阅历，才充分觉悟，深切表达出来。

　　病困之外，萧红当写作顺手时，也赶快写信给萧军:“不得了了!已经打破了纪录，今已超过了十页稿纸。我感到大欢喜。”一会儿，又有些担心起来:“但，正在我写这信，外面是大风雨，点灯已经忽明忽灭了几次。我来了一个奇怪的幻想，是不是会地震呢?三万字已经有了二十六页了。不会震掉吧!”——真是有趣的想法。写作顺利，却担心出现地震损毁。这似乎与我国“胜不骄”“张狂招祸”等民间思想有关。

　　萧军对此算了一笔账:“她又兴奋起来了，因为当天写作量竟超过了十页稿纸，每页以四百字计算，这大概已经接近了五千字，这对于她的写作能力和平常写作习惯来说，确是创造了一个‘新纪录’。”萧军说自己“我从来不等待‘灵感’来工作的，只要一坐到桌子旁边，拿起笔就可以开始写作……”而萧红应该是“灵感”型，有时下笔不能休，像这样一天可得五千字。有时却“她一时写不出文章来，而我还是照常写作着，这使她‘生气’了，就把我光着脊背戴着一顶小压发帽的背影用炭条速写下来，据她说这是对我一种嫉妒的‘报复’!”这节注释，超出了信本身范围，可却探讨了不同作家的写作类型，对于理解作家作品，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四

　　从一些传播的文字我们知道，萧军打过萧红。在注释中，萧军自觉谈及相关情形:“记得在上海有一次横过‘霞飞路’，我因为怕她被车辆撞倒，就紧紧握住了她的一条手臂。事过后，在她的手臂上竟留下了五条黑指印!”“还有一次在梦中不知和什么人争斗了，竟打出了一拳。想不到这一拳竟打在了她的脸上，第二天她就成了个‘乌眼青’。于是人们就造谣说我殴打她了，这就是‘证据’!”还有一次争吵:“她口头上争我不过，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

　　萧红的那次“乌眼青”，有不少人记述并为研究者采信为殴打证据，甚至进而推断时有虐待。萧军的解释，会是一家掩饰之言吗?真相是什么，终究不得而知。不过，笔者在阅读名人家庭相关情形时，常常会觉出一种倾向:对于一方(尤其名家)，人们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偏袒，不易公允。对于萧红的偏爱，也可能形成对生活中萧军的比对或不满，进而影响到对他们婚姻一方的评判。众说纷纭，第三者实是难于审慎地判清实质的。

　　这部以事件叙述而非如典籍字句注释的作品，可以见出萧军的本色。譬如，他征引并附记他人的文章并整体附记存留，供人们参考。在后附的聂绀弩文章中，有萧红离开后对萧军的评价:“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对此，萧军注释说:“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