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学校之官,实见于有“不肯面折廷争”之讥的丞相公孙弘在元朔五年之上书,其中按武帝的意旨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然此上书中更为关键的是为博士弟子打通了选官途径。上书中明确建议,对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上书中还对通经学的地方吏员的升迁进行了制度化建议。此令得到武帝的支持,博士弟子既广而又得出仕,已入仕的吏员亦因利禄而钟情六艺,儒学地位就此奠定。司马迁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实得儒学兴旺之关节。
综上,以博士为代表的官方教育领域既已早以儒家为主,随着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合流,儒家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武帝作为此制度之奠基者,在“独尊儒术”一事中无疑占据关键地位。
不过,人才教育尚需时日,且博士弟子就任之初这些职位大多是中低级位,则在武帝当时,儒家实尚未完全垄断。而武帝择贤不拘一格,征召、自衒鬻多管齐下,甚至有明确表示不在乎“负俗之累”以求“非常之人”的求贤之令。这样,武帝朝高中级官员尚体现出如前所述“悉延百端之学”的特点,并非全系儒家。
武帝所播之种固不因其治标之策而改变,议者惑于其在世时“悉延百端之学”所生之质疑实难成立。世易时移,日久天长,新生的一代往往已难脱儒学彀中,而后世帝王往往也无武帝式选拔人才之动力,按部就班升迁之官员更是以儒生为主。至西汉后期,朝政终于彻底进入儒生之掌控,所谓“独尊儒术”之势就此乃告确立。恰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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