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娶论财之风盛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众所周知，宋代相对完善的科举考试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而且宋朝皇帝还亲自写诗鼓励人们读书科考──“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在宋代，寒门士子和处于“士农工商”末端的商人子弟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科考功名与官职和钱财挂钩，直接使得大量庶民子弟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出生寒苦的他们自然门第意识薄弱。宋代以前，婚姻的缔结十分注重门第、地位，所谓“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现在，“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门第身份不再被当做衡量婚姻的第一等考虑事项，士大夫与庶民之女结婚变得越发普遍。

　　如果说科举制的繁荣推动了宋代婚姻观念的革新，使得宋人不再过分强调家庭背景。那么经济的发展则让人们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越来越“重财”。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滋长，经商也不再是“贱业”，金钱以其独有的魅力，日益侵蚀着世道人心，控制着整个宋代社会。“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济世良法，唯借青蚨(指钱)，立业成家”“钱如蜜，一滴也甜”“钱之为钱，人所共爱”，诸如此类谚语、俗语俯拾即是，扑面而来。

　　宋代以前，不但为政者多重农抑商，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唯利是图，为世人所不齿。及至宋代，富商大贾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们凭着金钱的势力，“得以交通王侯；而乡曲豪右，无别于贵近”。不仅如此，财富还是笼络优秀读书人的绝佳手段。他们不仅可以以金钱做后盾“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还可以以合法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而取得官位，也可以通过与宗室、贵戚官僚之家联姻而获得特权，甚至还可以通过向官府进纳钱粮而跻身仕宦。到北宋末年，身穿朝廷“命服”的富商大贾，已是“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了。

　　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金钱势力的诱惑，宋人的婚姻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婚姻论财──“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人在议婚的初级阶段，首先由媒人以草帖子相通，“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若双方对草帖子“问卜或祷签”都感到满意的话，然后就交换正帖。在正帖中，男女双方除了写明家庭基本情况之外，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具体标明家中财产多少。男方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方“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两家对比愿意之后才算将亲事定下。

　　如果男女双方在相亲之后都中意的话，那么双方就要下定礼了。虽然下定礼可以是些象征性的物件，但富裕的人家往往“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褙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另有“以金瓶酒四尊或八尊”等送与女家，女家也往往“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须惊，皂罗巾段，金玉”等回送。

　　成婚之前，还要下聘礼。男女双方能否很快成亲，一个主要因素就要看双方家庭所下聘礼之多少了。因此双方家庭都要倾其家资。据《梦粱录》记载，男家的聘礼，“福贵之家当备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仕宦之家也有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长红裙，或红素罗大袖段”，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等物。当然，财礼的多少，依贫富而定，但没有钱的人家，也要用“银镀”代之。

　　这种以金为主的聘礼形式，与唐代聘礼多用绢显然有别，它突出反映了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嫁娶论钱财风气的盛行。

　　这种婚姻论财的风气同样蔓延至皇族宗室，以至出现了“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的现象。据宋代朱彧编著的笔记体著作《萍洲可谈》卷一记载：“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富家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

　　嫁资倍于娶资

　　事实上，宋代的婚姻制度中突出的“重财”反倒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厚娶，而是厚嫁。无论是女方出嫁，还是男方入赘，结果都是女方家花费巨大。因为女子能否体面地出嫁以及婚后在夫家的地位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嫁妆。

　　厚嫁女儿，本该量力而行，但在当朝贵族以及士大夫的推动下，却逐渐成了一种攀比手段，“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宋张端义所云“本朝尚名好贪”，即指这种风气。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一些人甚至认为：不陪丰厚嫁妆，反而令人羞耻。如《袁氏示范》中所见：“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