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天水麦积山石窟，创建于东晋十六国后秦时期，文献记载，有“六国共修”及“七国重修”之说。近年，学者研究指出：六国、七国之“国”，是指郡国；共修、重修，是指以秦州为主的邻近州郡加盟的建窟活动。并认为，“六国”，即为东晋时期深受佛教大国后秦影响下的西秦、北凉、南凉、南燕、仇池和蜀。

　　这“六国”中的仇池，是由白马氐杨氏以仇池山为根据地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史家称之为“仇池国”。仇池山，在今甘肃陇南市西和县境内。“仇池国”的历史，从东汉建安年间杨腾据有仇池之地算起，至梁承圣元年灭亡，长达三百多年之久。其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之甘肃陇南市及天水市大部分、陕西汉中市、四川的广元及平武等地。但是，由于传统史家的偏见忽略，在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所建立的政权时，竟然失载！传统史家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并不完备。近人对“仇池国”的研究，正在逐步揭示那一时期的历史真面目。而在“仇池国”的研究中，近年陆续发现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麦积山石窟发现的仇池镇供养人壁画，即系其一。

　　仇池镇供养人壁画，发现于麦积山石窟第78龛，该龛位于西崖东下部，建造于后秦西秦时期，系麦积山早期窟龛之一。对这幅壁画，2002年出版的《麦积山石窟志》说明：“1972年在龛内右侧坛基前剥出，面积约0.50平方米。其中右壁坛基前绘男供养人两排，计16身，均以巾帻包头，抹额束带于脑后作结，巾角披肩，手持莲蕾、忍冬等。上穿高领窄袖大衣，其中多为白领黑衣，有的为红领红袖口，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足蹬尖头靴，为当时活动在秦州一带的氐人服饰。在第七身供养人画像旁残存‘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的墨书榜题，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至太和服饰改制(公元486年)期间的作品。在其右侧，亦剥出同一风格的供养人画像，头戴软脚幞头，穿尖领右衽袴褶，衣饰青色，有竖条纹，面部长圆，造型清瘦，形体稍有曲线，双手端高足灯，表现出虔诚恭谨的神态。正壁坛基前仍剥出小头像两个。这些壁画在美术考古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显然，该壁画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美术考古，在“仇池国”的研究及麦积山石窟建造史的研究中，都有重要价值。

　　首先，它确证“仇池国”曾参与麦积山石窟的建造活动，“仇池国”于北魏延和元年(公元432年，氐王杨难当四年)据有秦州。四年之后，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元建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杨难当臣服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置仇池镇。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改仇池镇为梁州，治仇池。仇池镇建置的时间，前后计42年。从氐王杨难当据有秦州算起，“仇池国”管辖麦积山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这幅壁画的产生，有其充分的历史依据。

　　其次，它确证“仇池国”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政权。佛教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在汉代的发展还难以与本土的儒道抗衡，但经过魏晋南北朝，已普及华夏。这与长期的社会动乱自然有关，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迎合了苦难现世众生的精神需求。但是，我想，这与“五胡十六国”的崛起也是否息息相关呢？这些民族，不像汉民族那样具有自深厚的文化根基，易于接受异域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可能比在汉族中迅速而且普及。而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民族融合的必备条件，实事求是地说，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佛教可能发挥过一定的媒介粘合作用。“仇池国”的深受佛教影响，不仅麦积山可证，在“仇池国”的核心区域今西和县境内遗存的法镜寺石窟、八佛崖石窟、佛孔寺石窟，也能表明此点。

　　再次，它为研究生活在“仇池国”的氐、羌民族的服饰及习俗，提供了形象资料。“仇池国”虽由氐族建立，但氐、羌、汉、鲜卑等多民族长期杂居，相互借鉴影响，服饰习俗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兼容性。《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指出：氐人“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民俗的传承，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也有顶强的延续性。衣服尚青之俗，可能就深受在同一地域崛起的秦人影响，“仇池国”的核心地域西汉水流域，也正是秦人的祖居之地。五行与五色相配属，水与黑色相配，秦人以水德王，尚黑。这一习俗，在秦陇地带，传承至今，有“男要俏，一身皂”之说。在陇南民间，甚至将水神龙王，俗称为“黑爷”。此壁画供养人中的“多为白领黑衣”“衣饰青色”，正可与文献、民俗互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