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2年7月，按照上级要求，中共定西地委发出《检查土改当中存在和遗留问题的通知》时，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民族团结情况”也作为检查的主要内容列入其中。定西地区有不少的回汉杂居乡，其中的靖远县（现属白银市）打拉池乡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靖远县委检查工作组将打拉池乡的上三村作为执行民族政策的重点检查区，并将《关于靖远县打拉池执行民族政策的报告》上报地委。定西地委十分重视靖远县委的报告，及时整理出一份情况报告通报各县委的同时，于8月22日上报省委并省委书记张德生和副书记孙作宾。省委对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十分重视，再次将报告批转各地委指导工作的同时，上报中共中央西北局。9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将该报告批转所辖各省的同时，又上报中共中央。16日，该报告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加注批语，以《中央批转甘肃定西地委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形式，经副总理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圈阅后呈送到毛泽东同志办公室。批语写道：

　　“西北局并告西南局、中南局：

　　九月四日电及转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和甘肃省委对此报告的批示均阅悉。中央认为定西地委以严肃认真的精神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是好的。中央同意西北局通知各有关党委均做一次认真的检查，兹将来电转发西南和中南两中央局通知所属有关党委以同样严肃认真的精神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把这种检查经常化、系统化，以保证民族政策能以正确地贯彻实施。

　　中央 九月十日”

　　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和批语后，又在批语的结尾处做了补充：“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电及附件可在党刊上登载。”在文件空白处，毛泽东同志又指示：“发后，抄廖鲁言，统战及民委。”并将十日改为十六日。

　　就在这个报告“上来下去”的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等，民族区域自治开始大踏步推进。

　　伴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全国各省有民族杂居情况的省份也都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1953年3月，甘肃省的临夏地委及县委的检查报告经省委、西北局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同志通过该报告敏锐地发现民族平等还没有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主要危险是残存于汉族干部和群众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并专门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题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中，长久地指导着我们党的民族工作。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于1952年冬天去北京治病，中央统战部通知他汇报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情况。孙作宾先是简单列出提纲作了汇报，统战部领导认为他的汇报很好，要他进一步整理后上交。孙作宾的报告根据甘肃的历史和他长期在甘肃开展工作的经验，提出“民族问题和统战问题，在甘肃不仅分不开，而且是密切关系的问题。”“在甘肃工作，必须认识甘肃的民族性，地方性的特点。凡事必须争取主动，如果稍有被动，就会出毛病，出岔子。”“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汉族地方干部，是做好甘肃工作的关键。”“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作的事：民族区域自治，发展交通，领导群众生产，发展财经贸易，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问题”等诸多观点和经验。这份报告就由中央统战部上报到毛泽东同志那里。12月23日，毛泽东同志批转《孙作宾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批示：“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可惜的是，该报告在1957年反右派中，竟有人臆造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使孙作宾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蒙冤了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