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灵台白草坡的西周墓葬里出土时，鞘内还存有漆木残屑，应是木质剑柄在深藏于地层之后，逐渐朽失的。现存的鞘罩上有十个呈对称分布的小透孔，那恰恰是用来穿系联结以固定内鞘的。

　　从系孔看，这把造型精美的短剑可以垂直悬挂于佩剑者的腰部，除了彰显主人威严高贵的气质之外，关键它取置方便、可持可掷，还具备贴身近攻或应急自卫的实用功能。

　　文物的简介上说，青铜镂空鞘短剑是郭沫若命名的，它是我国青铜剑早期比较成熟的形式。剑乃兵器之王，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为什么它最早的形式是以青铜短剑的面目出现呢？

　　西周时代的灵台，正处于华夏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汇带，是周人与诸戎对峙的前沿，这类短剑的形制与装饰风格，无疑给日后兴起的北方青铜文化中的短剑形饰以强烈影响。

　　西周时期的剑普遍较短，佩饰多于防身的用途。但剑毕竟是要用来杀敌的，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战事频繁，步兵兴起，剑的应用得到充分发展。人们发现，为提高武器的杀伤力，剑体必须加长，剑技的提升发展也应和了这种战场的刚需。

　　春秋时代，青铜剑身已普遍被加长到50到60厘米，在抵御外族入侵与群雄争霸的过程中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到了战国晚期，青铜剑的长度超出了70厘米，最长达76厘米，而关中秦剑长度更为夸张，甚至超过80厘米，最长者将近95厘米。

　　从春秋末期到秦汉数百年间，长剑短剑并世而存，出现了风行海内的“击剑热”，形成了为士大夫所遵从的“剑崇拜”，这个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剑的黄金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冶金锻铸工艺的突飞猛进，特别是铁兵取代铜兵的重大变革，使得剑的坚韧度大为提高，延伸剑身成为可能。

　　春秋短剑以吴、越制作的最精，世为人“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长剑则最先出现于楚国，应当是在吴、越冶金技术和击剑技艺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举世瞩目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等吴越宝剑，不断出土于战国楚墓中，就是这一承袭关系的明证。楚人称长剑为“长铗”。“长铗”就是长柄，是以长柄代称长剑。屈原所谓“带长挟之陆离”，就是指这种长柄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各地冶铁技术已渐趋成熟，但在兵器上仍较多采用青铜制品。

　　199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出土了19把青铜剑，长86厘米左右，结构合理致密，剑身规整平滑，虽埋入土中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如初。

　　因此，秦剑被认为是继承和发展春秋战国制剑技艺的产物，其冶炼和制作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个高峰正是青铜剑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巅峰。

　　西汉以后，铁制兵器完全取代了青铜兵器，青铜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代表的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涵却延续至今。

　　一柄珍贵的鋄金银铁矛

　　甘肃考古研究所收藏有一柄马家塬遗址出土的“鋄金银铁矛”，可谓是矛中精品。“鋄（jiǎn）金银铁矛”是战国时期西戎部族首领所拥有的兵刃。它通长26.5厘米、筒径3.1厘米、刃宽4.5厘米，柳叶形，锋刃，中起脊。筒部金银箔上镂刻三组三角卷云纹图案，矛身金银箔上镂刻出树形图案。

　　以前在博物馆也看过一些出土的铁矛，往往看着外观残破、锈迹斑斑，不像这柄“鋄金银铁矛”，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

　　金银装饰纹饰展现出温润、有力的光感，氧化发黑后的铁质矛身呈现出深沉内敛的金属光泽，两种金属光泽感完美交融，互相衬托，华美绮丽。奇异的视觉差来自矛头用了“鋄金银”工艺，这是一种把金银丝镶嵌在铁器上的技艺。

　　在马家塬出土的铁器之前，通常认为在汉代出现了“鋄金银”工艺，到了宋时，这种工艺才渐趋成熟，元明清时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普遍工艺。

　　清代《匠作则例》对“鋄金银”的制作有过描述，共有：发路、鋄罩、烧砑、钩花、点漆几道工序。让人惊叹的是马家塬出土的诸多铁器中，不少器物都采用了“鋄金银”，这意味着这种工艺最早出现的年代从汉代提早到了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