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古称泾州，位于丝路要冲、泾河上游，自古便是关中门户。宋朝陶谷评价泾州：“是邦也，压泾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坠。”

　　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评价泾州：“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之系也。”

　　由于陇山、关山、秦岭等山脉阻隔，从秦汉始，西部民族进攻长安，很少从天水直入宝鸡，走渭河川一线东取关中，而多从河西、内蒙古、宁夏进入陇东后，以泾州为据点图谋帝都。泾州为长安以西第一要冲，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汉以来直至元代，“恒为重镇”，有“安定”之名，历朝都命重臣镇守。除了军事重镇，泾川更是丝路佛教文化枢纽。

　　千百年来，佛法东传、西去取经，都要往来跋涉于丝绸之路。泾川作为东越陇山进入陕西的关陇要塞和直入西安的咽喉之地，也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从前秦置雍州，北魏置泾州，至隋唐北宋的安定郡或泾州，一直都是地方最高行政治所和西部军事屯御要地，更是佛教文化东传西去、僧侣往来云集的繁盛交融之地。

　　隋文帝择泾州建舍利塔，武则天敕泾州建大云寺，足见这座古城对于隋唐帝国的重要意义。

　　公元706年，唐中宗李显改大云寺为龙兴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泾州龙兴寺瘗埋“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敕建解脱禅院（即水泉寺）。

　　元明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明孝宗朱祐樘先后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现存碑刻；元元贞元年（1295年）《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碑文载，水泉寺“度门弟子三千有余”。清代《泾川直隶州地理调查表》等文献载，全县共有佛寺、庵153座……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泾川佛教文化的繁荣盛况。

　　无论是在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开窟禅修，在南石窟寺礼佛造像，还是东去长安弘法、跋涉中原传法、西游天竺取经，众多僧侣纷纷汇聚于此、共襄佛事，无不成就泾川作为丝路佛教文化之都的千秋风华。

　　舍利，梵语音译，意为骨身或遗骨。相传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在骨灰中发现了许多五彩晶莹、坚如玉石的珠状物，尊称为舍利。提到佛舍利，最为人们熟知的，或许是1987年陕西宝鸡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祖指骨舍利，这也奠定了其在世界佛寺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佛舍利的地方，并非他处，正是位于陕甘交界、泾河流域的甘肃平凉市东部的泾川县。

　　如果乘车从泾川县城西经过，就会看到泾河北岸耸立的七层唐塔建筑，这就是著名的泾川大云寺。

　　从1964年到2013年的半个世纪中，在大云寺方圆不到一华里的范围内，3次出土佛舍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全国绝无仅有，世界上也非常少见，泾川因此被誉为“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供养研究中心”。

　　1964：初现惊世

　　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村的社员们，正在泾河北岸平田整地。突然，有人惊异发现地里似乎埋着什么东西。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了沉睡千百年的地宫，出土了一个四周刻有缠枝莲纹的长方形青色石函。

　　石函中间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石函从右边起，刻有一千多字的楷书：“朝散大夫行司马孟诜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当小心翼翼打开石函，令人惊奇的是，石函很像现在的俄罗斯套娃，重重相套。里面有鎏金铜匣1具，内装银椁1具，椁内又有1具金棺，棺里又装有1只晶莹剔透的琉璃瓶，瓶内含豆大的14粒白色晶体，这正是14粒佛舍利，五重套函，可谓精美奇绝。

　　据铭文和文献记载，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在全国30个州兴建舍利塔，14枚佛祖真身舍利被高僧护送到古泾州（今平凉市泾川县），在大兴国寺兴建舍利塔和地宫，安奉于地宫之中。

　　唐时，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极为崇敬——《大云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经典，全称《大方等大云经》，介绍了净光天女、黑河女、谷熟诚王之女是菩萨转身做了国王的经变故事。既然佛祖认可女性可以主天下，并写入佛经，那么武则天称帝也就是天经地义的。武则天遂将其颁行天下，以其为自己女身称帝作辩。公元690年，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和诸州各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经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