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敦煌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中出土西汉麻纸5片，金塔县、额济纳旗也曾出土过西汉纸。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出土了24张留有书写墨迹的麻纸，为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纸，把中国造纸史提早了170多年。敦煌文书的书写，从公元4世纪直到元代连续不断，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世所罕见的长达千余年的纸谱。

　　印刷术起源于拓碑，将碑上的文字拓下来其实就是印刷。因而印刷术应从捶拓法开始，发展到整版开雕，再到活字印刷。敦煌出土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刻本《金刚经》，为迄今所见世界上第一件标有确切年份的雕版印刷品。这件印刷品由7个印张粘连在一起，扉页的版画为佛说法图，图中人物众多，雕刻精美，刀法娴熟，线条精细有力，墨色浓厚匀称，清晰鲜明，说明当时印刷技术已经达到高度熟练的程度，其起源无疑更早。此外，敦煌藏经洞里还保存有晚唐、五代、宋初刻印的佛经、佛像、陀罗尼、押座文等。

　　莫高窟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部分）

　　活字印刷术为北宋毕昇于11世纪中叶发明的。敦煌莫高窟曾先后4次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实物，合计1152枚，因每枚木活字表面均有墨迹，说明曾经使用它们印刷过书籍。这些木活字的时代大约在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说明活字印刷这项技术发明后不久即传到了敦煌，而且少数民族文字印刷也使用木活字。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用于印刷的木活字实物，为我国活字印刷术的西传又增添了确凿的实物证据，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敦煌科技史壁画

　　除文献记载外，敦煌石窟艺术中亦蕴含着中国古代一批十分重要的科技成果，包括洞窟开凿、彩塑彩绘、化学化工、建筑、纺织、军事兵器、交通工具、水利灌溉、服饰、玻璃制品、印刷技术、农林牧业生产、食品酿造、医疗卫生、体育健身等，不一而足。

　　例如，敦煌壁画中约有80多幅农作图，涉及北朝至西夏近1000年间的各个时代。有犁耕、牵牛、播种、耙地、耱地、扬粪土、锄草、收割、捆田、人工挑运、打场、扬场、粮食装袋、牛车拉运、归仓、舂谷、脱粒等。画面中出现了数十种生产工具，如耕犁（单辕直辕犁、双辕直辕犁、曲辕犁）、三角耧、铁铧、牛衡、籽种篮、耱、耙、锄、镢、铁锹、木锨、镰、杈、扁担、石磨、手摇磨、足踏碓、簸箕、连枷、秤、斛、木斗、升子、粮袋、牛车等。还有畜牧养殖、花草树木种植与栽培等场景。这些形象资料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方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情况，是我们了解古代农业生产客观而珍贵的资料。

　　壁画中的建筑图景包括帝王宫殿、王侯将相府第、官府衙门、仓厫、民众宅院、街头小店酒肆以及佛教寺院、佛塔、山崖禅穴等。豪华者金碧辉煌、琼楼玉宇，简陋者诸如秋风所破之茅屋。而一些建筑结构和部件，是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具，诸如各种类型的床、榻、凳、椅、桌、几、案、柜、箱、橱、坐墩、胡床、绳床、衣架、屏风等，不胜枚举。

　　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均绘有佛教因缘故事画“五百强盗成佛图”，描绘了五百强盗在佛祖的点化教导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画面中围剿五百强盗的官军、战马上均披着护铠，即具装铠，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骑兵的典型形象资料。他们一个个头戴兜鍪，身披两当铠，骑着披有具装铠的战马，手拿长矛，腰间悬挂着弓袋和箭囊。

　　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分册中，对于敦煌壁画中的军事科技资料给予高度评价，他首先注意并提出了敦煌壁画中战争场面中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图像，认为骑兵用来保护战马的马铠——具装铠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古代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除过洞窟中的壁画外，藏经洞中还出土了数百幅绢幡绘画品，即画在丝绢或麻布上的艺术品，主要供室外作法事活动时张挂。伯希和劫去的现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降魔变”绢画，约绘于10世纪，描绘了释迦得道前夕施展佛法大破魔王波旬的壮阔场面。画面中心释迦结跏趺坐于山石上，作佛装，面相庄严，两旁有侍者和天王，四面围着150多个奇形怪状的魔鬼，手持各种兵器，向释迦猖狂进攻，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其中画面右侧上方向释迦进攻的众魔中，有一个头顶上长着三条毒蛇头的恶魔，腰间只系一条犊鼻裈，双手拿着一种形态奇特的喷火兵器，器体圆筒状，前端作展口形，筒体束有几道箍，铜后装有较细的柄，从筒口中喷出熊熊烈火，射向释迦。李约瑟博士考证这即是世界上最初的火枪，中国是火药的故乡，现代枪械的前身——古代管形射击火器出现于战争舞台，也发生在中国。敦煌绢画将火枪发明的时间比以前的说法提前了200多年。

　　莫高窟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