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视鲁迅的警告和指责，因为我们自以为可以排除于被启蒙之外而且启蒙已死，我和我们所见的，恰是鲁迅笔下那些人物的一一“复活”，而且变得更有活力和普遍性：这一点不需要什么举例说明，只要我们读过一点儿鲁迅，只要我们不是目盲，自然能够感到能够看到。义正辞严地谈论“知识分子更应强化自我启蒙”的那些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警醒而是阿Q的复活，他们暗暗地和知识分子划出了界线，悄然地移动了屁股的位置，更本质的，他们是想象自己掌握着判断知识是否正确、有效的唯一裁判权，掌握着“从人间到天堂之间那道大门的钥匙”。这种阿Q性的令人迷惑之处是，指责知识分子启蒙性、说他们更需要启蒙的往往是那些有高学历的人，拥有令人目眩的知识和能够说出大量引文的人，往往是那些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不是生活于未庄的不识几个字的农民……

在一种合力之下，我们的小说一点点地祛除了启蒙的因质，我们似乎更强调文学的“无用之用”，无用之用上升为标准甚至是显要的标准，小说家们也乐得如此，他们更愿意小，更愿意细微，更愿意精致，更愿意退入某种艺术的安全地带，更愿意挖掘开表层的浮土揭示已经被之前的世界文学和中国作家已经“揭示”过一千遍一万遍的所谓“人性”……说实话，在这样的作品中我和我们看不到怎样新质的东西，只剩下一种简单重复，一种合谋的、局部的狂欢。

启蒙退却，进而是艺术退却，我们在宣布启蒙已死之后又匆匆宣布先锋已死、流派已死，那在小说中未死的还剩下什么？

我们，为什么这样愿意宣布死亡而不是展现发现新生的欣喜？

这，当然是个问题。

三

使我着迷的那些小说更多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这正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即：变成以某种方式摧毁我心中批判能力的故事。这些故事迫使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这正是我喜欢阅读的那类小说，也正是我愿意创作的小说。因此，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一切智慧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在小说中出现，从根本上来说，都以某种方式要溶化到情节中去……在一则访谈中，巴尔加斯·略萨对采访他的记者理查多·阿·塞迪说道。“使我着迷的那些小说更多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在鲁迅的小说中，使我和我们着迷的大约也恰是这些，是它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同时它对我和我们的习焉不察提出警告，让我们认识和审视我们的行为，我们民族性中的那些，我们所共有的软弱、怯懦、麻木和平庸的恶，唤起我们的羞愧，呼吁我们进行自我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