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2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孙犁文学奖、建安文学奖等。

文 ／ 李 浩

一

被遗忘的鲁迅先生的遗产——这个题目本身即属于“拿来”，它来自于米兰·昆德拉《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还有另外一种翻译，董强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中译作“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我觉得对于鲁迅而言，他的某些遗产其实遭受着双重：“被遗忘”和“受到诋毁”。一方面我们忽略着他、遗忘着他，漠视他的努力和治愚的“痛心疾首”，将他的指出和警告抛于脑后，忽略他指出与警告的现实针对，而另一方面我们则借用另外的片面深刻、另外的似是而非、另外的价值确认来对鲁迅的某些珍贵遗产进行否认和诋毁。随着时间，“鲁迅”渐成为一个面孔、一个供于神龛上的纸片或一个代名词，他曾试图清理的泥沙在时间的河流中重又聚拢并且淹没他。

在《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一向理性的米兰·昆德拉在文字最后把自己的语调升高，他以一副危险关头的卫道者模样伸出手来，郑重而带有庄严感地宣布：“我的回答既是荒谬的也是真诚的：我不以任何事物为归宿，我只皈依于已经被贬值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对于鲁迅先生的被遗忘与受到诋毁的遗产，我不得不时时自问，我是否有勇气谈及皈依，我是否敢于像米兰·昆德拉那样笃定？退一步，我和我们，是否意识到鲁迅先生的可贵遗产中有哪些是需要梳理和重新认知的，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二

小说，小说的。小说当然是鲁迅先生最为显赫的遗产之一，事实上鲁迅用他的小说写作为我们重新定义了“小说”这个词，它不再是“饰小说以干县令”，不再是轻质的、羽毛一样的事物，不再是简单的依靠传奇与怪诞的故事来取媚、来满足，而是将它赋以责任，赋以任务。启蒙，治愚，“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小说中充斥着启蒙精神，他指认问题，指认伤疤和痛苦之处，指认在我们的司空见惯里潜藏的麻木、愚蠢、荒谬、非理性、自私和吃人习性，指认我们的哀和不幸的背后深渊……鲁迅用他的小说写作为我们重新定义了“小说”这个词，它和启蒙与治愚紧紧联系于一起，它被赋予了以往不同的责任。在鲁迅之后，在五四那个时期之后，此时的小说绝非《庄子·外物》中“小说”的概念，它有了大，有了恢宏和对人的追问，有了对民族性的深切考察和贬斥，有了匕首和投枪的尖锐，有了反省与自省，更本质的，是它有了对于“用”的负重，尽管“用”这个词也并非旧有的概念所能言尽的。这个“用”，更多的是启蒙性，更多的是对我们认知的丰富和提升。

启蒙，治愚之用，是鲁迅小说中的可贵遗产，是鲁迅和他那一个时代的人为“小说”这个概念增加的新质，然而在一段时间以来它遭受着遗忘，甚至是诋毁。

在一段时间以来，“启蒙过时”“启蒙已死”“知识分子更应强化自我启蒙”，小说逐步又回到小上，它退向一隅，成为“无用之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认可无用之用，更多地强调趣味和审美，强调更为形而上的追问和智力博弈的快感，以及“非现实性”……但近年来，我在部分地修正自己的认知。我认为小说的启蒙性是小说存在的价值之一，甚至是首要的价值，它应当对我们的习焉不察提出警告，它应当让我们思忖我们的日常、习惯和潜意识的幽暗区域中都有什么，它应当让我们了解和理解那些不一样的他者，同时，我们也应更多地注意到“小说的心脏中令人不安的火苗”……启蒙，依然是小说家无可拒绝的责任，它甚至更为迫切。

说“启蒙已死”或“启蒙过时”貌似遵从着某种文学和知识的进化论，承认人类知识的叠加和前行，但它本质上是把启蒙性看作“阶段性”产物，言外之意是这个时段已经不是启蒙时段，启蒙时段和之后的他们也无法命名的时段有一个绝对鸿沟，完全无视启蒙的恒久性、持续性和渐进性，他们愿意谈及“每个时段有每个时段的任务和要求”，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似乎总是新的，总在提供新问题——无论这所谓的新问题是不是些新瓶里的旧酒，无论它是不是细枝末节的，或从政治家那里借来的旧物。说“知识分子更应强化自我启蒙”这话似乎没错儿，莎士比亚不会一贯正确，相对于上帝来说莎士比亚存在一千条错误，但这不是否认和漠视莎士比亚戏剧意义的条件，当然不是。问题是，我们在谈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时候，暗含的是否认知识分子的某些知识和智慧，因为它不符合我的主见不符合我以为的那些，不符合我所接受的教育；我们在谈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时候，其实也暗含了一个“知识分子最愚蠢”的轻漫，我们认为你的所谓启蒙其实更应当启蒙，你们其实远不如那些被启蒙者更聪明，因为你们不会做鞋子也不会建筑，不会修汽车也不会修自行车……说“启蒙已死”或“启蒙过时”，或多或少出于一种进步论的幻觉，似乎有了人工智能人人便都已人工智能，似乎经济的某种改善人的智识和人性会有一个同步的、整齐划一的提升和变化，似乎……但我们所见的事实是，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代演进中有些东西是不能轻易演进的，而且时有退步，人对人和自我的认知依然滞后，人性中的某些固执恒定变化极慢，而被福楼拜称为“将会伴随人类整个历史的固有愚蠢”——先于理解之前做出判断的这种热情不但随着时代进程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显得固有而普遍……启蒙怎么会死？启蒙怎么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