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具有礼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质。礼治主要是道德规范，法治主要指刑罚。在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礼治重在防患于未然，法治则重在事后惩戒，即“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礼治与法治相统一，主要体现在“以礼入法”上。我国古人之所以强调礼治与法治相统一，是基于重道德教化、重调治人心的考虑。礼中蕴含和谐、亲民、仁爱、慈惠的精神，体现和而不同的理念。我国历史上成文法的公布，一般以春秋时期郑国的“铸刑书”和晋国的“铸刑鼎”为标志，而其滥觞可溯源至《周礼》中记载的“悬法象魏”之制。传统礼法中，有礼典、律典、习惯法之分。《尚书》与《周礼》主要是礼典而非律典，前者大致相当于礼，后者相当于法。习惯法活跃于民间，以乡规民约、家礼家法等形式规范社会公众的日用常行，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无法之法”。

　　我国古代法律系统相对独立，秦、汉以后，法典大多出于儒者手笔。法律的系统化自曹魏时期始，当时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原则，与法理几乎无异。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魏以八议入律，晋创依服制定罪，《唐律疏议》中充溢着礼的精神，后世有唐律“一准乎礼”的说法。儒家强调对人尤其是人民的尊重，其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民贵君轻、兼善天下等思想理念，都渗透到古代社会治理各种制度中，对于今天社会治理仍有一定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