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First电影节上，谢飞举办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电影导演创作》。对于一个普通老人来说，80岁本该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纪，谢飞却乘着互联网的浪潮，愈发活跃在大众眼中，写书、执教、参加各地的电影节展活动，样样不落，甚至成为影迷口中“最大牌的豆瓣影评人”。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谢飞没有随着代际更迭隐匿在年轻导演背后，而是始终以积极昂扬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其中，既有命运的偶然，也有选择的必然。

　　2012年，70岁的谢飞搬去陪伴99岁的母亲，在家中发现了大量父亲留下的文字材料。在这些故纸堆里，谢飞回望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这就是人老了的标志。

　　今年8月末，在谢飞80岁生日月的尾声，策展人、影评人沙丹，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王垚，与这位“大龄豆红”进行了一场“80后”之间的对谈，聊了聊一位导演的跨时代之路。

　　“我”是如何成为导演的

　　沙丹：我觉得选择是人生面临的很多大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您作为高干子弟，为什么在当时会进入到一个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的文艺领域？

　　谢飞：看着一批批的学生，我经常会琢磨，艺术人才是怎么出现的？天分到底是什么？我也反观自己，从我的经历入手，反思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导演的。

　　每个人对于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无法选择的，大家来到这世界上，到了哪家，是什么出身，自己都无法选择。但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上大学的那年是1960年，有29万高中毕业生，大学招收32万人。所以竞争并没有今天那么大。

　　我读中学时就非常喜欢戏剧和电影，考进北京四中以后，经常晚上跑出去看戏。北京四中其实是理科很有名的学校，但我们高一结束时，学校突然出了个因材施教的政策，于是有37个人就去了文科班，加强文学名著欣赏和作文，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数理化都不用上了，后来班里挺多人都考到了艺术院校。

　　还有一个插曲，我本来被选为留苏学生，但没两个月就通知我去不了了。

　　沙丹：中苏关系起了变化。

　　谢飞：对，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起来。所以人躲不过时代的限制，但你可以在你所处的时代里去寻找机会。我经常和学生们讲，现在是商业为主的时代，你要知道如何去避掉缺点，去寻找你的机会。

　　我一毕业就留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虽然当时的理想是到制片厂当导演，但既然留下了我就要做好，不能做一个“空头文学家”。其实，在影视行业里教书，最好的老师就是成功的实践，但我们那时候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我最开始讲课的时候，举的例子都是外国名片，比如《公民凯恩》的镜头为什么这么摆，但人家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导演和摄影怎么交流的，还是靠猜。后来环境变好了，我就抓紧时间和机会去实践，后来基本就是以我自己的创作为例了。

　　沙丹：其实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了，但这又是一个关于抉择的问题，我相信如果您继续往下走的话，“前途”应该没问题。但您最后没有选择走仕途，这是为什么？

　　谢飞：我其实是想当电影学院院长的，哈哈哈。当时我有一段时间到欧美访学，把欧美所有的电影学院都跑遍了。回来之后做了很多讲演，我们要怎么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我的理念当时可能是先进了一点，所以就没当成院长。

　　但好处就是我有时间当导演了，拍了《本命年》和《香魂女》。电影学院的院长我还是想干的，因为我有很多关于管理、教学的理念，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来搭建框架，只有院长才有可能做到。

　　但这条路离我的喜好就太远了，幸好我坚持做一个导演，做一个老师，做到今天80岁，还是非常完满的。

　　沙丹：王垚也在电影学院工作，您觉得谢老师是一个怎样的师长？

　　王垚：我用一种时尚点的说法，谢老师是狮子座，所以一直很有想法和行动力。谢老师其实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节玩家。大家可能听过一些第六代导演的故事，比如张元拎着《妈妈》的拷贝去了全世界好几个电影节，其实谢老师早就去过了。自己拎着拷贝到戛纳电影节的办公室，说我要投你们电影节，对方也很蒙，看了之后就入围了一种关注，就是《湘女萧萧》。

　　为什么我们在看电影史的时候，谈到第四代导演的时候，要数到四五个才到谢老师，但今天我们说第四代时，第一个就是谢老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片子看得到。谢老师很早就注意到电影节对导演、对电影的作用，但第四代很多其他好的作品外国学者都没有看过，就没有传播。包括现在，2008年的时候谢老师还在鹿特丹做了一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