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凡是大读者总是具有极强的还原力，当年的吟咏者在原创时的心境，兴奋不已的创造神经的跳动，每一次痉挛和震颤，都会被他们所捕捉。严格讲来，这种还原力就是审美力。所以《诗》作为“经”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进一步淡化；而作为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却会得到提升、扩大和认定，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们的道路大致是这样的：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古人提供的一条“经”线，步入一个广袤而活泼的万物生长的生命世界，这里面不仅有丰富繁茂的“草木鸟兽虫鱼”，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饮食男女的欲望，又有庄重刻板、威仪逼人的贵族。所有这一切纵横交错，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多声部的混唱、一个震耳欲聋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诗的国度，是生命的交响。一条文学大河的源头就在这个世界里，它由无数涓流汇聚，活泼而清纯，生动而含蓄，渐渐汹涌起来。这种巨大的张力恰恰就是一切文学经典必备的品质。比如我们能够从《齐风·卢令》这首小诗里看到齐国女子与英俊猎人的偶然相逢，她的倾慕和思恋怎样在一声声咏叹中绵绵不绝。短短的诗章共有六句，竟有一半句子在重复，这种重复却蕴含和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意象和意味。类似的缤纷绚丽在《风》中数不胜数，它们渲染出奇特迷离的意境，每每让人沉醉，不能自拔。《诗》中令人沉入的一场场陶醉复叠相加，美的纵深一再扩延，展现出无边的辽远和开阔：一片没有边界的想象的天地，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所能够囊括和界定。

我们不必也不可以将“经”与“经典”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比如一定要将其分成社会的道德的礼法的，或艺术的文学的感性的审美的；但它们就其侧重和文本意义而论，仍旧是极为不同的。我们当然可以把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能够相互借重和强化，许多时候正是这种难以分扯的交融，才有了彼此共有的一个命名即《诗》。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忽略漫长而复杂的研究史上围绕二者所发生的那一切。这期间有太多争议，太多方向上的偏移，有否定之否定。无论是思想、学术和艺术，都有一个以何开端的问题，这个问题以至于成为了《诗》学的基础。毋庸讳言，一部文学作品失去了其经典性的卓越，就将被遗忘和忽略，其作为“经”的基石也将被抽空；而一旦它的精神格局和内容承载苍白或空泛，又不足以成为道德的依凭和推崇，其文学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

部分经学研究者一度将“诗”作为“经”的限定词，即理解为一部由诗的形式写成的“经”。而这就需要表达上的诸多限制和确定，反而会更加强化规范和制约，一再地划出边界，把想象框束其中。因为既然是“经”，那就一定要排斥语焉不详、含糊多义，而需要尽可能地指向一个明确单一的意义，一句话即确定一个意思。而我们知道，文学审美却往往相反，它许多时候恰好要一句话蕴含许多内容、不同的含义，这才是语言艺术。如果我们更多地肯定和追求“诗三百”作为“经”的功用，那就不得不背离审美的初衷，攀住一条坚韧细长的“经”线往前挪动。如此一来，我们将丧失在更大范围里自由探究的机缘，这是非常可惜的。

古典文学简洁和含蓄的品质，不仅没有限制后来的继承者，没有遏制他们的想象，反而吸引其走入深处和细部，唤起更有根柢的茂长的冲动。他们将感受那种以少胜多的富丽、一种更为内在的细致和放肆。《诗经》作为古典主义的生命挥发，其实也大大有助于现代主义的汲取，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隔膜。现代主义形式上的求索、精神上的倡扬与激荡，看起来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究其实质，不过是将前者潜隐伏藏的多种可能性发掘出来，让其变得更直接和更表面。现代主义在表达时的无所顾忌、费词滔滔，虽然并非是一种更高明的取向，却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是由“经”走向“经典”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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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经典”

“经”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经典”，后者是指一部作品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所拥有的思与诗的卓越品质，更多是从审美的意义加以肯定。“经”却是作为不可更易的政治和道德伦理标准，作为一种刻度而存在的，具有一种维系历史纵向连续性、坚韧性和不可取代性。古代的“典”是“五帝之书”，为治国要籍；而现在的“经典”，其意函也并非是“经”与“典”的相加。如果一部书如《诗经》，“经”与“经典”双义并存，也会造成很多困惑。比如人们谈论《诗经》，有时很少从“经典”的意义上去探讨，而是从“经”的意义上去追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