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强烈地认为，从理念中出发，选取我们民族性中的集体DNA加以萃取，让它们在经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后成为有着鲜明特质的“结晶体”，也属于鲁迅被遗忘的遗产之一，它原本值得重视。

在这里，鲁迅的人物当然源自生活。但绝非照搬生活中的已有，在他的小说中那些有名字的、没名字但被符号替代的个人都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为了帮助我们认知存在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精神胜利法”，鲁迅无中生有地创造了阿Q这个人，他当然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类人，甚至是全体性的，它还以遗传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因由这一发现，加上“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再次无中生有，写下了《狂人日记》，创造出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狂人。孔乙己也并非是一个个人，并非是鲁迅在当什么酒店学徒时的所见，而是创造出的，在这个孔乙己所集中的一类所谓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他们至多是知道者，他们的所谓知识无法运用于生活，为生活和生命增添什么，然而却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伪、更多的僵化和自我辩解……

在鲁迅那里，他是不屑于照搬生活的原貌和生活中的人的，即使那个人长了六指有特殊的跳跃能力，即使生活中的发生如何奇特如何让街坊乐道——小说的负重感让他不屑于如此提供，他愿意让自己的人物根植于理念，根植于对一类人的认识，是一类人甚至是这个民族共性的产物，而不是哪个具体的所谓独特。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写下的人物、写下的心理心态和民族性总能那么恒久地、持续地生活于“现实中”，是我们可见的身边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写作是非现实的，他是在创造，一直在创造，他写下的每个人都与生活中的所谓现实中人不像，他并没有真实记录——把真实记录、把生活可以的发生看作是“现实主义”必遵的方法、必须的路径，其实是对小说的侮辱，也是对现实的侮辱，其实是无视小说创作的内在方法的一种粗暴而低劣的理论，是谬误和有害的，可是它竟然“成为常识”。作为作家、教师，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反复地谈论小说的虚构诉求，以“小说的魔法”为题或以“理念的烟和真实的‘魔鬼’”为题，谈论小说中的真实是种怎样的真实而即使最像现实的小说，其故事、其结构也是经历了种种设计的“魔法之物”，有些小说里的情节、细节，貌似生活生出来的，但它更可能的诞生地其实是认知和理念，只是作家的“仿生学”处理和逻辑能力让我们“信以为真”……然而在这一讨论结束之后，许多学生、写作者和批评家们还依然会回到他的旧有理念中，他们承认你讲述的正确，确是如此，但这绝不妨碍他们的坚固，虽然他们可能为找不到路径和不能出名而苦恼着。

他们信服鲁迅、敬仰鲁迅，然而信服的、敬仰的是“那个象征”，却完全不接受他所给予的那份遗产。他们选择性地接受知识，即使那个知识已经被证伪和反复地证伪。

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现实主义？张清华在《文学中的现实或真相》一文中谈道，“现实主义的话题，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难索解的难题之一。因为它很容易被认为与认知论的原则相联系——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因此，关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伦理化甚至政治化了，乃至产生了现实主义等于唯物主义，等于政治正确的逻辑。这是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难以真正展开的原因。”是的，确实如此，出于某种理论上的先验正确，某些秉持僵化现实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根本没有进入文学内部、体验文学操作技巧的耐心和能力，也完全无视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的“创造性”经验以及这份经验的普适——你即使给他点出并深入解析了这一经验，他也承认这一经验的存在，但一到他和他的文学、他的文学观念，鲁迅的遗产就消失得荡然，那种选择性盲目让人感觉心寒。“当我发现以往的那种就事论事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述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余华的这段话在我来看是经验之谈，它和鲁迅在小说里呈现的那种“真实”是延脉的、继承性的，可是，为什么这一常识总是遭到漠视、忽略甚至诋毁呢？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