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的反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评，恰恰反映出父权观念深重的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苛责。巧合的是，今年在韩国大火，引发全民讨论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就将女性在韩国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公与偏见展现得细致入微。根据该片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于上个月末在韩国上映。韩国总统文在寅曾推荐这本书，“希望1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不再让1992年生的金智英陷于绝望。”然而遗憾的是，雪莉最终还是成了另一个金智英，书中的金智英只是患上了心理疾病，而雪莉则献出了生命。

　　事实上，在韩国娱乐圈，对于女性的苛责更为严重。司捷就谈到在偶像艺人群体当中，“相比男艺人，女艺人更容易受到网络暴力的攻击。”韩国JTBC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在评论雪莉之死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百年前同样饱受舆论非议之苦的韩国首位女性小说家、诗人金明淳。上世纪20年代，相比她的作品，人们更加关心有关于她的传闻和臆测。她的妓生母亲遭到嘲弄，甚至韩国现代著名作家金东仁也在其创作的以金明淳为原型的小说《金研实传》中贬低女主人公是“贞操观念麻木、毫无羞耻之心的人”。

　　不堪忍受侮辱的金明淳曾经将诽谤自己的恶人告上法庭，但都无疾而终。她在诗作《遗言》中把自己生活的祖国比喻为“凶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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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星”体系缺乏人性化

　　提到“练习生”，会很自然地加上韩国的前缀。作为韩国三大K-POP娱乐公司，SM娱乐、JYP娱乐和YG娱乐创始人，李秀满、朴振英和杨贤硕都认为通过系统化的培养，偶像艺人是可以复制的，由此拉开了韩国偶像艺人培养体系逐渐向高度工业化迈进的序幕。

　　事实上，韩国的娱乐造星体系内的竞争压力，存在于任何行业，只不过它相对更为残酷。目前在中国培养练习生的司捷指出韩国娱乐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韩国练习生体系不够人性化，完全固守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上层的决定，下层必须执行，缺乏沟通，我们在国内培养练习生也着重改良了这一方面。”

　　韩国某知名策划公司的理事就认为SM对于雪莉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历了一次悲痛(钟铉自杀)的SM，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征兆的雪莉应该更为关照才对，再怎么说让她参加《恶评之夜》这档节目还是有些危险的做法吧。”

　　就在前几年，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偶像艺人自杀是个人问题，但最近随着“创造101”等选秀节目的层出不穷，年少成名的艺人越来越多，认为娱乐公司需要对艺人的心理健康担起责任的声音越发高涨。

　　2017年12月钟铉去世后，韩国几家大型娱乐公司曾牵头准备应对方案。他们与大学医院展开合作。后者设立精神咨询项目，为艺人提供心理咨询。但因为艺人的活动日程太多，与医生的时间很难配合，所以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现在已经有娱乐公司开始引入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某娱乐公司的副社长就表示：“最近聘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接受艺人的自愿性咨询。虽然公司方面只会一味地督促练习生和艺人，但是咨询师会和他们有充分的共鸣，并给予安慰，反馈还不错。”

　　专业心理医生也提出，对艺人身边的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家人的精神健康认知教育，高危群体的预防和早期发现同样重要。作为娱乐公司的CEO，司捷也认为，一定要让艺人感受到公司与他们是站在一起的，“绝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无援。”

　　从“练习生”到“全民偶像”

　　SM娱乐作为韩国首家音乐公司于1995年正式创立，转年推出了韩国首个基于K-POP组合模式化运作的偶像男团H.O.T，而在随后的两年间，YG娱乐和JYP娱乐先后成立。

　　韩国三大K-POP娱乐公司的垂直一体化艺人管理体系一般由选拔、培训、制作、管理四个部分组成。练习生的压力来自于“培训”环节，而已经出道的偶像艺人也依然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选拔

　　选拔就是定期举办的选秀活动，为公司筛选有潜力的新人。能够通过公开选拔成为正式练习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每年全球范围内有超过30万人参加SM娱乐选秀活动，目前累计参加人数超过了450万。选拔流程是非常残酷且严格的，在每年30万参选人员中只有不超过10个人有机会进入SM娱乐。像后来作为Super Junior成员出道的韩庚就是在入围比率3000:1的竞争中被SM选中的。

　　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