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成熟的母婴阻断，仅仅能做到让 HIV 感染者的孩子健康出生，而不能让他们至少拥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未来——一个他们绝不会感染艾滋病的未来。

有人担心，" 转基因孩子 " 会在班上受欺负；但如果说这些 " 艾滋病 " 的孩子本来就很可能受欺负，再加一个 " 转基因 " 的头衔并不会让他的境遇更恶劣。

而孩子及今后的后代永远告别艾滋病魔咒的诱惑，却是完全可以抵消家长们的付出和顾虑的，对那些特殊的家长来说，是完全值得，甚至梦寐以求的。

我严重怀疑，实验招募 HIV 感染家长做其中一部分被试，就是利用了这些人绝望的心理，为的也是 " 逆天改命 "，实现对这些家长的 " 公平 "。

本是救济不平等，却注定会创造更大的不平等

只是，基因编辑技术和整容相比，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基因编辑的结果一般来说都是可以遗传的。人类现在对 CRISPR 技术的利用程度还非常原始，远没有到给繁殖增加一个 " 开关 " 那么发达的程度。

这点还跟 " 转基因 " 农作物有一点不同：一部分由于厂商盈利的需求，农作物种子里面的转基因性状一般不能维持到下一代，要么是种出的作物无法繁育。

所以，基因编辑带来的性状改造将会是 " 世袭 " 的。冒着后代发育畸形，或者其他什么不可知的风险，最早尝试生一个 " 转基因人 " 的家长，万一真的实验成功了，可以说就是 " 富贵险中求 " —— "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而不管是先吃螃蟹的人，还是之后大家都担心的有权有势的人，共同造成了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早通过基因编辑 " 变美变聪明 " 的局面，这个原本是用来救济生来不平等的方法，必然会造成更大，更本质的生来不平等。

一般来说，我们将这种在长相、智力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来不平等，作为一种不可抗力的后果。有神论的国家会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的安排，即使是无神论，也会把它当作是地震、洪涝一样的天灾来看。

这种东西是以人类的力量不可以预防，也很难在事后补救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这种伤痛，并且试着与它和平共处，建立起自己在心理上的强大防线。

至少在中国我很自信是如此——小孩子群体里，最怕的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老祖宗传下来的基因告诉我们，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才有更大可能繁衍后代。

这种朴素的观念发展到现在，就是根植于普通人心中的对平等、公平的诉求。但是，这种诉求是被动的，是建立在灾害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基础上的补救措施。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自动驾驶带来的伦理问题。当自动驾驶的正确率到了可以上路的时候，显然，系统偶尔还是会发疯的，机器可能还是会失灵的，或者是出现现在意想不到的状况。

当一个经过国家测试的自动驾驶设备出了事故，死了人，那是造车厂应该负责，还是设计软件的工程师应该负责？是负责年检的国家部门负责，还是购买这辆车的车主应该负责？

车祸的直接责任人是司机。当直接责任人被移除之后，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也会成为一个像天灾一样的伦理学困境。

在未来世界，车祸可能极为罕见，每年因车祸死亡人数甚至有机会少于 10 人。届时，真的有人因为车祸而死，恐怕也只能是类比地震等天灾，家属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责任人，不得不独自消化这个残酷的现实。

然而——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能为汶川地震，东日本大地震，或者最近的加州山火什么的——负起主要的责任，我们希望对他施加什么样的刑罚呢？

如果有人 " 逆天改命 " 的，实现了自然都不一定能帮你做到的事情，能够将人们原以为是不可抗力的东西，重新放归到人力能左右的范围之内，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责任。这个人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我们人类会带着温馨与祝福的心态，来面对经过基因编辑的新人类的诞生吗？不会的。

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做手术的医生等等，只会被施加以史无前例的仇恨。甚至不夸张的说，千百年来人们因各种不可抗力所忍受的苦难，都会变本加厉的施加到这个人身上。

有些人反转基因，是朴素的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今不如古。不过我想，面对作用于人类的基因改造技术，我们应该不至于抱有这种朴素的想法。

最主要的是，它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我们能理解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有责任人的，也就是说，有人可以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负责。

那么很显然，他就必须负责。

我相信，以这样的思路，即便对 " 伦理 " 问题没什么感觉的中国读者，恐怕也会认同对人类自身进行基因编辑并不是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