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的北京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但紧邻海淀黄庄一反往年的喧嚣，变得异常安静。

　　黄庄街道两旁，往日被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广告占领的灯箱不见了踪影，被称为校外辅导“宇宙中心”的三座大厦——银网中心、海淀文化艺术大厦和理想大厦里，所有校外培训机构都大门紧闭，寂静无声。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等十余家校外培训机构顶格罚款后，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在该司启动会上，有关领导强调，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工作落地见效。

　　“双减”方案对校外机构的培训时间、投放广告、教师资质都将作出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有消息称，“双减”的最终方案将在今年暑期前后公布。

　　自今年1月起，北京市叫停了所有线下辅导班，时至今日，部分线下培训机构复课，但海淀黄庄的校外培训机构几乎完全没有加入到复课行列。

　　校外机构开始“自我审查”

　　《法人》记者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某些培训机构进行处罚的原因之一，便是夸大师资力量宣传。蓝天教育宣传“教研团队超过85%的老师来自985、211大学”，事实上，121名老师中仅有18人来自985、211大学，所占比例连15%都不到；执法部门核实到新东方“名师风采”栏103名教师中有76人的的实际教龄与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纳思书院宣传王某授课时长有2.4万小时，实际授课时长不到六成；思考乐宣称“培养数十名中考状元”，却无法提供依据。“这是行业中公开的秘密。”中关村附近某一对一私教机构从业者小蒙（化名）对记者说，“整个海淀区有多少高级教师，多少特级教师，都是有数的。如果真按照广告所说，海淀区的名师数量不知道要翻多少倍了。”小蒙表示，为了扩大业务规模，很多校外机构会聘用一些无教师资格的人员，进行内部培训后安排上岗。“事实上，这些老师虽然没有教师资格，但他们也在用心研究考纲、课程标准和历年考题，对学生成绩提高也有帮助。”

　　出于对未来监管的忧虑，校外机构“自纠自查”的内容之一就是让一些原本是主讲教师的无证教师离开教学一线，以助教身份出现在课堂及课后答疑中。

　　“我们这里也有在名校任教的老师，但他们主要负责课程研发。即便到时候让他们都上讲台，课时也不能保证，毕竟人家有主业，而且人数也不够。”小蒙说，可以预见，若对教师资质进行严格审查，校外机构将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师资。

　　有的线下培训机构则开始与在线教育“割席断袍”，划清界限。

　　“我们没有虚构教师资质的情况，所有教师的从业经历和教育背景对学生和家长都是公开的。”在海淀黄庄不远处的双榆树居住区内，某线下培训机构负责人木子（化名）对记者表示，在教师资质问题上，虚假宣传是近些年在线教育兴起之后才有的事情，“我们学校成立比较早，在教师资格的审核和公开透明上一向严格，没有教师资质的人根本不可能在我们学校上讲台。”

　　在线教育更容易得到资本青睐

　　在线教育对传统线下培训机构的冲击从2016年开始，这股冲击波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达到高峰。虽然即将出台的“双减”政策不区分在线教育和线下教育，被执法和处罚的校外机构也不对此进行区分，但在线下机构的心里，他们与在线教育做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意。

　　“与线下机构相比，在线教育大规模复制和扩张的能力更强，更容易得到资本的青睐。”北京巨人学校公关负责人王立告诉记者，线下培训做的是“回头客”，靠的是学校和老师的口碑，比较注重实际的辅导效果。

　　而在线教育的“玩法”完全不同，“投资方看重的是业务迅速扩张的能力，是报名人数迅速扩张的能力，至于师资是否真实，辅导效果是否够好，资本根本不看重。”

　　资本看重的另一种能力是大规模可复制，在这一点上，K12（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课内学科教育）课程独领风骚，是在线教育的主要发力点。有了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明确的中考、高考考纲，K12教育更容易实现标准化，获得资本的青睐。“兴趣特长班远远比不上课内教育，标准化程度太低。”王立说。正因为此，最初由吉他培训班起家的巨人学校，目前兴趣特长教育课程只占20%，K12课程占80%，“兴趣特长班我们只保留了美术和书法。”王立向记者透露。

　　为什么是海淀？

　　“海淀区的孩子很拼，很辛苦”，这一点，全北京的教育从业者都有目共睹。

　　作为北京市的两个教育重镇，通过与西城区的教育资源分布对比，不难发现海淀区学生竞争激烈的部分原因。

　　记者发现，2020年中考的各项统计数字显示，相比于海淀区，西城区在优质高中的分布上更加均衡，中考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及海淀区。

　　在考生人数上，西城区为8620人，海淀区为16044人，是西城区的1.86倍还多。但是，在优质高中校的数量上，西城区与海淀区基本持平（均为15-16所），这意味着海淀区考生要经过更加激烈的角逐，才能进入优质高中校就读。

　　“西城区家长”所图的，不仅是小学阶段的教育资源，更看重的是小学身后，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高中教育资源。不少人更愿意成为“西城区家长”，而非“海淀区家长”。

　　于是，竞争激烈的海淀区，聚集了更多的课外培训机构。

　　管机构，更要防黑市

　　防止校外机构泛滥的政策在我们的邻居韩国曾经出现过，但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上世纪70年代，韩国校外机构泛滥，在舆论压力下，韩国政府于1980年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了30多个专项稽查队，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然而，大学按照分数排名从高到低的录取方式没有改变，于是许多家庭开始聘请私教，有钱人更是聘请大量名师，而条件一般的家庭无法承受这种经济负担。结果造成考入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这场本意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措施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1995年，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补课；2000年5月，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允许校外培训，给出的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校外培训机构再次繁荣。

　　当客观存在的教育竞争无法消除，校外培训的市场需求就永远都在。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校外辅导被禁绝，校外机构和老师流向黑市，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教育的更加不公平，还会加大执法监管成本。对大型机构执法的难度，远远小于对老师私下办班儿的执法难度。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等机构不会短时间内全部“跑路”，但私下办班的老师能以“游击战”的形式与执法机构长期对峙；况且，私下办班的分散程度远高于校外机构，对执法人员的人数和精力是更高的消耗。

　　在王立看来，校外机构需要的是“挤水”，而不是“管死”。“要让那些被虚假宣传和贩卖焦虑的机构忽悠来上辅导班的学生回家去，要让真正需要补习和提高的学生走进来。”王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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