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开始连载《三体》，已经过去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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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三体》，已经过去了15年；距离《三体》获得雨果奖，也已过去了6年；但最近科幻的大新闻，还是《三体》，它的影视化终于有了新动静。

　　作为《三体》的“骨灰级粉丝”，90后姑娘王诺诺发现，《三体》已成为“三体学”，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现象用《三体》来解释：职场有“黑暗森林法则”，商战有“降维打击”……王诺诺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正在创业中，职业变了，“兼职”一直没变——她是一名科幻作家。

　　读《三体》的孩子长大了，在《三体》之外，中国科幻文学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了吗？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让科幻“一夜爆红”

　　如果说圈外人眼中的中国科幻目前约等于“刘慈欣+《三体》”，那么科幻文学期刊就约等于《科幻世界》。在《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的记忆中，期刊曾在2000年创下月发行量40万册的纪录。

　　有必然也有偶然。毕竟在20年前，期刊市场整体比较红火，“40万也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数字”。1999年，发生了一个偶发事件，那一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夕的《科幻世界》第六期上恰好刊发了相关小说，这让不少家长看到了这本杂志的“押题”功能，导致翌年订阅量蹿升。

　　《科幻世界》目前的发行量在十万余册，距离巅峰的40万册有差距。但姚海军介绍，现在已经不只有这一本期刊，而是成为一个系列，还有《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小牛顿》等，从受众范围来看，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姚海军说，事实上，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是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但在中国，情况稍微复杂一些，科幻还承担着科普、传播科学的功能——或者说使命，不仅要让读者读得愉悦，它还要倡导想象力，鼓励孩子将目光投向未来。

　　王诺诺小的时候，外公给她买了不少科幻的书，“也许都不能称之为科幻，更像是科学童话，带一点科普”。长大一些后，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她就去书报亭里买《科幻世界》。看着看着，她有了写的冲动。

　　“科幻对我的吸引力，小时候是觉得有趣好玩，年龄越大，越觉得这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它与生活无关，甚至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不能说出来炫耀，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放松。”王诺诺打了个比方，读科幻和写科幻对她来说，就像中年男人下班回家、不立刻上楼、坐在车里抽的那根烟，是对于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短暂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