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创作了 “在伊犁”系列小说,描述你的新疆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你不留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
王蒙:这个不能说是我个人的选择,我是被动的,我头上的右派帽子虽然去掉了,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青春万岁》审来审去不能出版,面临彻底封杀的局面。在北京我没有别的出路了,我想离开北京也许是一个选择,在和一些省市负责文艺的领导谈过之后,新疆作协秘书长王谷林当时就表示可以办理调动,安排我到《新疆文学》工作,我就这样去了新疆。
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以及播放的歌曲都很特别,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副凝固的油画,遗憾后来没有保存下来。
张英:但你也有过另一种高调的解释,把去新疆归结于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行为,“到水深火热的劳动一线,到生活中去,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结合,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个全新的人。”
王蒙:回过头来看,我履行延安座谈会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要求。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块,要脱胎换骨。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和维吾尔族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族语言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没有!
张英:你到了新疆,还是没有摆脱政治的纠缠,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怎么到了伊犁,接着又下到了伊宁县,去农村一个大队当副大队长?
王蒙:把我派到伊犁,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从个人来说,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对我个人印象不错。他们觉得王蒙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帽子已经摘了,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但是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王蒙放在乌鲁木齐变成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目标,弄得他们都很被动,后来就干脆派我下乡搞社教,但后来被人家从“四清”训练班退回来了,理由是王蒙政治成分不好,怎么有资格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四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就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里的厢房里,真的是和农民打成一片,心连心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我去那里至少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这个还是人道主义的关怀,不是为整我,也没有惩罚的意思。我可以把家属带过去,过有正常家庭的生活。工资自治区文联照发,还可以在那里兼任大队级的副职,对我这样一个人,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离不开体制,没有革委会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敢收你住宿,没有全国粮票,有钱没得饭吃。你能有别的选择吗?
张英:你不委屈吗?《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点名表扬,然后又突然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派到新疆农村。
王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这个愿望,没有这个念头。从我自己主观上来说,这个也是说实话,我没有这种要和体制站在对立面的想法。
张英:你这个大队长当了多久?在农村呆了几年?
王蒙:劳动锻炼,锻炼是无休止的,只要活着就可以锻炼。我就在那个村庄住下了,半年以后老婆也接去了伊犁,每周末可以家庭团聚,我再无他求了。
我是北方人,吃米饭也吃面食,也吃羊肉,馕接受起来很容易的。那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美好,不管政治运动怎么变,南疆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都种玫瑰花,家家门前屋后都是果树,我知道了杏树、桃树、枣树、苹果树,也认得了无花果、哈密瓜、石榴花,还有维吾尔族人缓慢的生活节奏,一天可以在喝酒、喝茶、吃馕、聊天中度过。当然,我也看到了山高皇帝远,基层办事难,种地的农民办事一等公社党委书记就是一天,自己带着馕吃,用手舀起路边水渠里夹泥带沙的水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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