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过纳粹法西斯的监狱

　　1931年，胡兰畦陪同宋庆龄回国参加宋庆龄母亲的葬礼。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 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

　　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德共国会议员玛丽亚·爱塞，二人从此结识。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工作人员费茨·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人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获释。
 

　　由于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才得以暂留德国。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离开德国以后，胡兰畦迫于生计，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

　　1934年，她参加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还在会上作了即席演讲，讲述了她遭受希特勒残酷迫害的经历。高尔基深为感动，当即请在座的苏联副总理兼外长设法挽留胡兰畦，她因此留在苏联写作。高尔基在举行的小型家宴上，向其他苏联文学艺术家介绍胡兰畦时，称赞她“这是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