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6年9日，爱新觉罗. 皇太极登后金汗位，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平起平坐，“共议国政，各置官僚”开始了共和执政。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军政事务，均由众大臣，诸王公贝勒共同商议。共和执政期间，国力大振，朝鲜称臣，明庭受掣。皇太极自己不知道，他开创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先河，这种共和议会制奠定了现代资 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模式。皇太极是一个胸怀广阔，文武兼备，勤政爱民的领袖，他认为：“一些止图自家富足”的官员，不是尽心国政之人而能恩养穷民，方又称为“贤”即为勤劳国政之人，不然止图一己之丰厚不以众人为念众人岂复有系念尔等之心耶！”，其“平等”意识跃然纸上。宁锦大战中，锦州被围，明将祖大寿弹尽粮绝，竟杀城内百民，食人肉充饥，最后连袍泽伤兵亦不放过。后来祖大寿投降，除祖大寿及其家属外，皇太极将三千降兵全部杀死，令许多史学家所不容。一个有平等意识的人怎会做出如此“杀降”的糊涂事来。其实从他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行为看，足见他内心天良尚存。人性的光辉一触即发，“人权”思想呼之欲出。然而皇太极并没有向前进一步，在汉族儒生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将汉臣“早正尊号”的怂恿下，共和执政十年后，即天聪十年，皇太极登上帝位，帝号宗德。一向远离儒毒的女真族终于种植了汉民族最恶毒的诸葛儒毒基因。聪睿绝伦的皇太极原本可以带领中华民族开创人类新文明，执世界文明之牛耳，最终却成为诸葛儒毒（即复辟帝制，分裂割据）的播洒者。皇太极地下有知，亦会悲叹：诸葛儒毒实天下之恶毒矣！

    公元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定。翼年，达赖喇叭和班禅双双上京，国人为之奔走相告，世界也瞩目关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掀开了民族团结、伟大复兴的新篇章，然而上帝并没有加入中国籍，1959年3月17日，“西藏叛乱”、达赖流亡印度，令人不解的是：在1950年5月1日 “昌都战役”之前，达赖政治上的民心，军力上有实力，经济上有“外援”，此时提出分裂、西****立等，尚有一定胜算。解放军进藏后，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政治上赢得民心，经济上中共政府大力援助，西藏建设为之一新，达赖此时发动叛乱，既失民心，又无军事实力，无异于自杀。达赖怎会如此不合时宜呢？原来，在“西藏叛乱”之前，解放军在西藏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达赖喇叭也深感其诚，不远千里，车马劳顿进京觐见国家领导人，也说明达赖本人的诚意，此时的达赖的确表现出一代宗师的风范，心中只有民族团结，西藏发展的思想。不知是工作人员的无意之举，还是民族分裂分子的有意安排，在途中，为了了解汉文化，达赖看的竟是《三国演义》。

    达赖喇叭何等智慧，只读一遍，立即读懂此书的精髓，那就是复辟有理、分裂无罪。一个民族分裂分子，内战战犯的诸葛亮不但得到千古推崇，后人还四处立祠祭祀，足以说明这个民族的国民性。达赖久居西域，远离中原，天生就缺乏对儒毒的免疫，一旦遇上，立中其毒，“西藏叛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像诸葛亮明知北伐无望而疯狂为之一样，至今达赖仍不言放弃。这般执着本就有违佛教“破执”、“持戒”之教义，与其佛教领袖格格不入。可叹达赖喇叭，一代宗师，有德高僧，佛门领袖，雪水洗涤过的灵魂，高原挺拔般的胸怀，原本是民族团结的天使，振兴佛教的领袖，却成****分子的精神领袖,漂泊海外半世纪，令亲者痛，仇者快。一个人的悲剧导致了一个宗教一个民族的悲剧。即便是因食物中毒而圆寂的佛陀，西天有灵，也会唏嘘：诸葛儒毒，真天下之奇毒矣！

    公元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伊始，湖北师范学院一历史大学生游古隆中后，曾赋诗一首，诗曰：四大发明出豫鄂，人类文明最耀目，河南湖北智慧长，一争诸葛便消亡。此诗虽言辞稍过偏激，却提出一个问题：湖北河南人自清朝“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地方，到底是湖北还是河南”之争论后，湖南.河北再无大智慧了。他们的智慧哪去了呢？

    河南地处黄河之南，湖北乃洞庭湖之北，两地相邻均处中国腹地。先民们勤 劳智慧，开创了中华文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均产生于此。即使是到了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明朝，仍有朱栽堉在河南著《十二平方律》，奠定了西洋音乐的理论基础，李时珍在湖北著《本草纲目》揭开了植物学、药物学的新篇章。自此以后，二地再无理性灵光照耀史册。《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因明朝开设路禁，压抑商贾，加之古时交通不便，文化交流相当困难。清兵入关后，人口迁徙频繁，《三国演义》遂名声鹊起，家喻户晓。河南湖北两地儒生为“躬耕南阳”之地属争论不休。一时间朝庭震动，在这场争论中，两地百姓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诸葛亮儒毒的侵蚀。从此两地人民之智慧被彻底异化，河南人继承了诸葛亮的封建守旧思想，湖北人即从此小聪明埋没了大智慧，两地人的智慧就此湮灭。时至今日论灵气不如沿海人，论豪气不如东北人，论勇气不如西北人，论英气不如江西、安徽人，论霸气不如湖南、山西人，志气不如华北，才气不如东南，骨气不如西南。

    可惜河南.湖北本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世界科技文明的摇篮。本应成为中华民族大复兴的中坚，却成今日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之软肋，两地先民，九泉之下也会疾呼：诸葛儒毒，天下之异毒矣！

    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时，有一疑惑不解：即中国自古以来科学技术水平均领跑于世界，但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中国的精英.中华民族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所以倾其毕生心血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是有原因的。其一，他本人欣赏推崇中国古代文明。其二，出于对儒教反科学本质的义愤。中国所有的科学发明，包括四大发明在内，没有一项与儒生有关。而在两千年的儒教统治中，儒教教众如过江之鲫，书籍典故浩瀚如海，独没有一部完整的科学技术历史。最终竟由这位英国人来完成。明朝之前，虽有儒教抑制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想，但中国仍执世界科技文明之牛耳，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个大智慧的民族。明朝初《三国演义》出世诸葛儒毒泛滥，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想随即熄灭。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现代此毒仍贻害无穷。

    3000：1这是中国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公务员考试成为天下第一考。上海一家公司上至总经理下至收发员，全部报考，公司不得不歇业。论薪酬公司员工平均1.5万元是公务员的7—10倍，论前途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竟争优势刚刚凸现，前途不可限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英们那么醉心于社会财富分配呢！一部门经理道出了心声：“对我来说考公务员不是看它安全，更非财富，而是竞争。因为官场竞争的最激烈，最无情的。一旦大权在握就可以像诸葛亮那样上欺后主，下压群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字是“爽”，二个字“幸福”，三个字“成就感”，四个字“流芳百世”。

    天堂之上的李约瑟先生终于揭开可心中的谜团，原来中国的精英都做官去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被诸葛儒者彻底毒杀，至进仍顽毒未除，上帝知道也会叹息，诸葛儒毒实天下之顽毒矣！

    公元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国首相兼外务大臣和开拓大臣。一战之后，日本帝国成为五大列强之一。进入二十年代，日本受到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资源和商品市场。田中内阁进退危谷，正当田中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历史上一著名人物，让他智慧迸出，豪气万千。田中夫人平常喜爱中华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颇有心得，一日，她建议丈夫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田中一听大受启发，当他看见诸葛亮之“隆中对”时，灵感忽致，一个侵吞中国的罪恶计划立即形成。

    19 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

    1927年7月25日，田中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其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繁荣”。如果我们撇开民族感情，田中义一远大的政治抱负，卓越的军事战略，放眼古今中外无出其右。日本至今仍不承认此段历史史实，然而田中的继任者却是忠实的执行了他的战略方针。1937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用武力侵占了全东北，次年爱新觉罗溥仪在伪满州国登基。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没有3500万中华儿女的壮烈殉国；如果没有540多万热血男儿拼死疆场；如果没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卓越的敌后抗战；如果日本人不犯南进“偷袭珍珠港”这种近乎愚蠢的战略错误，中华民族亡矣。

    纵观《田中奏折》，其战略布置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北伐”，惊人的一致，都是先分裂中国，然后复辟帝制，再图谋全中国。只是一个北上，一个南下而已。千百年来备受中国儒生推崇的“功盖分三国”“隆中对”竟成了中华民族亡族灭种的“毒引”。

    枉死城内三千五百万中国冤魂得知定会发出呐喊：诸葛儒毒，亡国灭族之大毒矣。”

    2004年，陈水扁继任台湾行政首长，加快了台湾分裂步伐，提出了“先发制人”，即主动出击的军事战略，西安老教授胡觉照上书建议中学课本停用《出师表》，遭到海峡两岸儒生的猛烈抨击。台湾和大陆思想意识形态各异，但中小学教科书关于诸葛亮的文章却是惊人的一致。

    当台湾民进党大搞入联公投的闹剧时，大陆《百家讲坛》即大肆宣传孔子.诸葛亮。一时间儒毒泛滥，各路儒生粉墨登场，分裂复辟文化来势汹汹，大有否定五四运动，颠覆科学民主，复辟孔孟，台湾独立之势。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世人关注《百家讲坛》重讲三国“分裂”英雄，世界地理频道专题首播《武侯春秋》，台湾即进入选举倒计时。两岸儒生配合默契妄图从历史及现实中为“台独”找到了分裂依据。有癌友说：“‘百家讲坛’不是共产党办的也不是国民党办的，倒像是民进党所办。此等敏感时期，竟大讲三国分裂，太不像话。”主编闻之，不禁毛骨悚然。回想起二十三年前，主编乃一住院医生，陪同病友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有一癌友病情突然加重，曾书绝命诗一首，诗曰：“阿里山歌柔如风，最恨诸葛对隆中。台湾回归祖国时，良医勿忘祭老翁”。见主编不解，这位有四十年教龄的历史老师拼尽全力说：“如果没有诸葛亮，中国历史绝不是血泪写成。”说完便洒手西归，驾鹤仙去，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之人怎么恨起古人来了呢？主编茫然。现在终于读懂了他老人家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赤诚，却更加茫然：这种发自灵魂的悲嚎不知何时停止。没有国家的大统一，哪来民族大团结，哪来民族大智慧，哪来民族大复兴，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电视台，讲台上的儒生们不懂？

行文至此，主编有诗叹曰：

    从来儒生喜复辟

    尤胜野犬念旧主

    诸葛无良分三国

    华夏从此血泪煮

又有诗曰：

    千古流毒诸葛亮

    分裂国家伪丞相

    疾贤妒能欺后主

    儒生愚民立榜样